盘点古诗词中的丝路名城

丝绸之路从我国汉代张骞通西域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商路之一,丝绸之路以及沿线著名城市也是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频繁被提及的重要素材.我们今天便跟随古代诗人的笔端,走一趟千年丝路. 从汉代开始,丝绸之路通常以王朝都城为起点,西汉王朝以长安为起点,东汉王朝则以洛阳为始端,到了唐代则长安洛阳并重.在丝绸之路的起点,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忆.     

西安古代户口数目评议

西安古称长安,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历史上的西周、秦、西汉、新、后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一个王朝和东汉、西晋等王朝的末期,都城均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咸阳等地;推翻王莽新朝的绿林、赤眉等部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和唐末黄巢起义军建立的大齐政权、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也都曾定都西安。西安作都城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其中作为全国统一政权首都的时间也有八九百年,比我国其他古都如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城市作都城的时间都长。曾作为全国的首都,历史上的西安,尤其是汉、唐“盛世”的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当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建筑雄伟,人口众多。     

论东汉时期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兼与王世平先生商榷

丝路起点具有历史阶段性。本文拟以东汉洛阳为例 ,从可能性与现实性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西汉时丝路起点在长安。东汉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 ,具备了成为丝路起点的条件。而以洛阳为起点的中西间经济 ,文化交流在事实上奠定了东汉洛阳丝路起点的地位。     

汉魏外封武官制度研究

［摘要］西汉武帝时，中原王朝的武职官员开始较为系统地封授给周边民族及政权首领们，到东汉、曹魏时期，中原王朝主要武官基本都已外封，并且通过普遍加授“率众”“率善”官号使之更趋于独立、一体化和规模化。武官外封制度逐渐走向完备，并与较早成熟的外封爵位体系共同构筑起汉魏民族首领的官爵名号封赐制度。外封武官代表的汉魏职官封授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化存在，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汉魏外封武官体系的构成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创造，更是各民族制度文化融合的结果，它还往往成为民族政权自身官僚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其封授遵循先接触先封授的基本规律。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儒士阶层伦理天命观的重建与东汉王朝的建立

王莽改制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招致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使得儒士阶层所期待的理想政治破灭。作为社会精英的儒士阶层并没有随着王莽新朝的崩溃而陷于沉寂,而是进行了群体思考和选择,在刘氏复起的思汉舆论影响下,自觉地对其伦理天命观的取向进行重新构建,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并对东汉一朝的士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汉洛阳的“上林”

东汉洛阳附近有相当密集的苑囿;以上林苑的规模和作用最为显著。以上林苑为代表的东汉洛阳 皇家范囿成为东方都市洛阳最重要的风景之一。上林苑等苑囿的形成,可以体现当时人的自然观和生态 观。我们讨论东汉洛阳地方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历史时,不应当忽略与此有关的生态环境的背景。     

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作为专有地理名词,“长安”本指立都关中的汉、唐等王朝京城,但是进入宋词意象体系的“长安”,除指称本朝都城汴京、临安之外,也被宋代词人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从宋词文本出发,通过对宋词中频繁使用的“长安”意象之考察,认为“长安”在宋词中不仅是官场、君恩、文人政治理想、政治名利场以及玩乐之地等的代称,甚至在南宋词中,它也指王朝丧失的北方疆域;“长安”在宋词中的丰富含义及其意义的变化,既与宋王朝治下国运衰微的现实有关,也与宋人对前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     

东汉鲜卑起源断想

<正>鲜卑这个民族,东汉以前和中原王朝是没有过接触的,《史记》、《汉书》中都不曾提到它,东汉初年才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东汉的鲜卑主要有两个系统:起源于蒙古草原东北角的拓跋鲜卑,东汉时向南、向西进行过两次大迁移,后来建立北魏王朝,历史学上称为“北部鲜卑”。在蒙古草原东南部发展起来的鲜卑人,东汉桓灵时曾建立以檀石槐为首的部落大联盟,习惯上称为“东部鲜卑”。下面我们探讨的即是东部鲜卑的起源问题,文字上一般仍使用魏晋以来汉文传记中“鲜卑”这个名称。 一、关于鲜卑起源的各种说法     

汉代乡亭部吏考略

“乡亭部吏”之称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爱日篇》,篇中有“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多枉曲”之语。左雄在上顺帝疏中也提到“职斯禄薄”的“乡官部吏”。据此两条可知,在东汉中叶,和、安、顺诸帝期间,已有“部吏”官名,其所指乃乡、亭基层官吏。由此上推,东汉章帝时,也已有了“部吏”之称。时周(纟亏)为洛阳令,严厉裁抑贵戚,“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再往上推,王莽时田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此据《汉书·王莽传下》。《通鉴》王莽地皇二年作“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无“非”字,与上文“其原甚微”义合,较确);又,西汉元帝时翼奉云“游徼、亭长外部克,皆属功曹”。     

从考古资料看战国秦汉时期的陕北地区及经济开发

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战国秦汉时期的陕北地区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经济文化繁荣阶段,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与中原王朝出自于稳固统治巩固边疆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有密切联系,但过度的垦伐和气温的干冷则造成了陕北地区从东汉初期出现了自然环境恶化和土壤沙漠化的趋势。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试刊词

<正> 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是我国自先秦设置“南阳郡”以来已有两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名地,为中原之咽喉。这里平畴沃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战国时期,南阳的冶铁技术已相当闻名,西汉时期,南阳已“商遍天下,富冠海内”,是全国六大都市之一。毛泽东同志曾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文中赞誉道:“南阳为古宛县,……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因此,“于显乐部,既丽且康”的南阳,更享有     

东汉洛阳城的特点及影响

都城作为一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或兼具有经济、文化中心功能),在古代城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关键作用的都城洛阳更具重要的意义。东汉洛阳的城市布局体现出继承性与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城东汉洛阳城两宫(城)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等特点对后世又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洛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都城发展第一阶段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司马越与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继八王之乱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战乱,是刘渊、石勒等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攻陷洛阳,横扫中原,从而彻底摧毀西晋王朝,使中国历史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东海王司马越原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和永嘉时期西晋朝廷的实际秉政者。导致永嘉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而迅速衰弱,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机崛起并迅速发展,各地流民起义不断爆发等等。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司马越秉政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由此引起的西晋统治集团內部新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在这些矛盾冲突     

唐代粟特语境的消失与入华胡人的儒学教育——以唐京畿地区九姓胡墓志为例

中古时入华粟特胡人逐步开始接受儒学教育。他们在观念上认可民族融合，并且在墓志书写中提出了“君子无隔于华戎”和“英不殊于中外”的观念。入华胡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也将“流芳简牍，誉擅缣缃”被载入史册。在长安、洛阳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胡人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墓志证实了入华粟特人在文字、姓名、郡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些墓志可以看出，随着粟特文字的逐渐消失，粟特语渐成为极少数人懂的语言，胡人的本土文化失去了载体，必将接受更博大的中华文化；社会地位越高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程度越深。在长安、洛阳生活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更早更充分；学习儒学，以科举文官入仕而不再依赖经商、军功。中华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接纳力。     

东汉和三国时期的扬州——扬州古代文化丛谈(之二)

王景修汴渠,守庐州东汉帝国都于洛阳,黄河下游的农业生产和至京都之间的漕运是否畅通,对于维系政权,关系很大。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于魏郡决口,夺汴渠水道东注于海,打乱了鸿沟水系,河南、山东的百姓深受其害,江淮、淮黄的水道交通也因而中断。这是东汉王朝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建武十年(公元34年),阳武(今河南县名)令张氾上言,应改修堤防,以安百姓。光武帝采纳其议,即为发卒。而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上书,以为大乱之后,不宜骤兴力役,“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工程遂被搁置起来。到了明帝,又考虑到这个问题,有人推荐王景有理水之才,帝诏谒者王吴与王景共修浚仪渠,即古浪荡渠分黄河水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