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与纾解——以“摆烂”话语为例

“摆烂”是丧文化话语的最新表现形式,是当代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折射。以“摆烂”“躺平”为代表的丧文化的流行,蕴含着青年对社会生存及个人发展的迷茫、困惑与不满,其实质是一种群体性的时代焦虑,是媒体驱使下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并给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发挥带来了挑战。为此,应当对以“摆烂”为代表的丧文化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与祛魅,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引导学生树立奋斗幸福观和劳动幸福观,以奋斗精神绘就新时代的青春底色。     

当代青年“躺平”现象的亚文化解读

近期,“躺平”一词经媒介舆论场创造,以亚文化现象的新形式发酵传播,呈现出青年消极厌世的群体画像及社会心态,实现了从符号到现象的样态转变、从现实到虚拟空间的场域转变,表现出独特的反商业收编特征。“躺平青年”通过自我表达和群体归属的双重认同,实现“躺平族”身份建构,其消极态度尽显现代犬儒主义情结,使“躺平”亚文化在抵抗主流文化的尝试中显得相对温和。透视“躺平”亚文化,其导致当代“躺平青年”劳动价值观偏离、自我身份建构出现偏差,虽个体及社会焦虑借助“躺平”现象得到了抒发,但其消极避世的错误价值观同样是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的对象。因此,主流文化应积极实现对“躺平”亚文化的收编,并致力于培育新时代有“志气、骨气和底气”的青年,促进青年与“躺平”的和解。     

青年“低欲望”认同的抗逆力调节机制研究

在“躺平“”摆烂“” emo”等词语充斥青年网络生活及其现实世界时,学者们一方面认为青年“低欲望”是挫折后的无奈和缺乏奋斗精神的低迷状态,另一方面指出青年“躺平”“摆烂”只是面对社会竞争压力偶尔休憩,并非真正的欲望降低。那么现状究竟如何？这种“低欲望”的认同状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调节？为此,本文以抗逆力的缓冲与免疫模型为研究框架,对青年“低欲望”认同的调节过程进行探究。结果发现,青年“低欲望”认同的发生率为19.39%,其“低欲望”认同受韧性品质与韧性资源共同调节,韧性资源与性别等人口学指标共同构建了青年的结构性不利,两种路径缓冲机制与免疫机制同时存在,且其间接效应同等重要。这提示人们对青年“低欲望”的教育引导可通过韧性品质培育与韧性资源两种方式来进行。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异化：现实表征、生成机理与破解路径

数字劳动是数字化时代全新的劳动范式，然而数字劳动在表明劳动层次跃升的同时，也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重构中演变出以劳动数据商品化、剥削过程隐蔽化、劳动自觉迷失化、主体关系对立化为表征的劳动异化。从异化劳动视域出发，发现数字劳动异化生成于资本与技术的嵌合，受控于数字资本权力统摄的平台资本，掩盖于消费文化的景观霸权，迷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虚假幻象。基于此，提出数字劳动异化的破解路径在于：重构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构建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从技术反噬回归技术反哺，推动数字技术为经济发展赋能；破除数据资本权力意识形态幻象，唤醒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意识。未来应通过打造技术与人本耦合的新逻辑，推动“人向自我”的全面复归，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转型中青年意义世界的深化和构建

势不可挡的数字化浪潮正推动并促逼人类社会加速迈向数字社会这一全新社会形态。在日益被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所催生的数字化发展环境中,青年的生活图景与实践催生出“圈地自萌”与“无序抗争”的样态转向。“内卷”而“焦虑”“躺平”而“倦怠”“精神内耗”而“星座占卜”等一系列青年文化样态的生成与热议,恰恰凸显着在这全新的数字发展环境、加速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精神双重压力境遇下,青年所作出的行为选择与思想层面的变相投射,隐喻并折射出青年的情感依托、内在需求与价值理念。数字时代所建立的虚拟世界一定程度上对于青年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文化意识产生了侵蚀,在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混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时间异化与空间异化的共振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意义创造的“缺位”、数字技术的“越位”与自我认知的“错位”等现实困境。对于数字社会转型中青年意义世界的退隐,应尝试从文化建构的深化、价值追求的提升与心态秩序的形塑之维度予以再造。     

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的校园网络语言和流行语研究

网络语言是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它的创制和使用既体现了青少年网民的生理—心理特征,更反映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暧昧复杂关系.网络语言的亚文化特性一方面使青年文化呈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导致青年个体“自我异化”与“自我迷失”,网络语言明显的西方语言文化及意识形态特点也动摇着传统道德根基,影响青年的价值判断.对待这些影响,一是网络思想教育要适应时代变化担当起网络育人的使命;二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网络语言和流行语的发展;三是要加强网络语言的道德规范建设.     

数字短片的青年亚文化特征解读——以优酷网和56网的原创数字短片为例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数字短片已成为青年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通过对优酷网和56网120个数字短片的统计分析与个案研究,发现数字短片作为青年亚文化的载体,内容多元,充满张力:一方面,与商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注重仪式抵抗,张扬自我表现,青年亚文化特征明显;另一方面,又积极向商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靠拢,或趋向商业化,或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最终被收编的态势。总体上看,数字短片所呈现出来的青年亚文化仍将在保持自身特色与最终被收编的张力中继续发展。     

“饭圈”乱象的生成逻辑、现实挑战与肃清之策

“饭圈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形态，在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加持下乱象频发，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的冲击。“饭圈”乱象盛行的生成逻辑离不开青年群体心理需求的外显与异化、资本增殖的天性与演绎、技术异化的存续与变迁以及西方霸权的延续与拓展等相关因素。“饭圈”乱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权威性、辐射性、约束性、稳定性五个方面产生冲击。因此，肃清“饭圈”乱象，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亲和力和影响力，同时打造理性的青年队伍，推动“饭圈”乱象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晚期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与生态——论安德列·高兹对异化消费的生态批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异化消费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研究主题。高兹对此做出最为尖锐和全面的生态批判。与马克思时代相比，职业劳动进一步异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形式和新趋势。这就不断催生和加剧异化消费，进而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资本主义的“双面社会”。从生成逻辑上看，异化劳动通过制造虚假需要作为中介，使消费主要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无限需求，从而导致生活必需品和自然资源的双重匮乏。异化消费是劳动、需要、生态等各种异化现象的重要表征和集合点，使得社会陷入一种“丰裕的贫困”状态。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通过缩短工时、重新分配必要劳动和推行文化变革等方式来克服经济理性和异化消费，从而实现生态重建的现代化。这一批判理论在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适度原则等方面对中国推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带来重要启示。     

数字异化：表象、根源及其破解途径

数字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当代表现形式,渗透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各个维度,突出表现为“数据崇拜”“无形剥削”“虚拟交往”“赤裸生活”的普遍现实,成为“人受抽象统治”的当代形态。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全面联姻则是造成数字异化的根源。具体言之,数据生产要素的私人占有导致新意识形态幻象,产消合一生产方式模糊劳动与休闲的界限,数字平台的私有属性与逐利性质诱发交往异化,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日常生活进行全方位殖民。扬弃数字异化,其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唯物史观,消灭数字技术占有和运用的资本逻辑。一是建构数据资源共享环境以规训数据资本;二是重构数字生产关系以释放新生产力;三是构建数字共同体以抵抗虚拟交往异化;四是运用人民逻辑更替数字技术的资本逻辑。     

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实践理性根基——基于马克思人学价值论的考察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所建构的新劳动学说,向来是探究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学理焦点。透过马克思劳动学说的表层语义,其劳动叙事始终围绕着“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展开,在“劳动与生活”互释性框架内,马克思通过追问资本现代性境遇中劳动异化现实的结构性危机,揭示了资本逻辑形塑的“生活危机”。这种“生活危机”主要表现为劳动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断裂与疏离,即劳动作为一种异己性的力量起而反对、压迫和限制“现实的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合理化吁求。雇佣劳动体制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一种确证人的内在价值的积极力量,反而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雇佣工人谋生的手段,因此,“劳动认同”的危机将以“逃避劳动”的极端形式呈现。重建“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人性化转型意义上重构“劳动认同”,并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价值实践本体高度确证人类劳动的历史意义和实践功能,构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核心旨趣。理解和把握西方生活叙事的范式转型与马克思新劳动价值学说的真义,将为新时代中国社会阐释和实践“美好生活”厘定学理地平。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异化和私有财产的关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站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立场上，扬弃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结合辩证法的思想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共同主题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所呈现出的异质，即阐释劳动异化问题的观点。引入国民经济学中“私有财产”的概念以及阐述其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经过研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形成了“异化劳动决定私有财产说”、“私有财产决定异化劳动说”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互为因果说”的观点。通过对三个观点的辨析，来把握住马克思异化观点的实质，并为当下市场经济带来启示。     

新时代青年学生政治认同的挑战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青年学生政治认同关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败。新时代青年学生政治认同呈现出积极态势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削弱、政治认同具有暂时性与易变性、政治实践参与不足等问题。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坚持以“四个自信”引领青年学生政治认同；创新青年学生政治认同的方式方法；加强青年学生政治认同的网络阵地建设，才能使新时代青年学生以奋斗姿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     

“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探赜

“元宇宙”的横空出世不仅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内容技术革新,随着其生态版图的扩张,文化帝国主义也开始尝试掌握并控制“元宇宙”拟态环境中的“信息真相”,从而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基于“元宇宙”技术媒介创构的拟态环境,文化帝国主义依托其虚实交织的时空场域得以隐蔽地“野蛮生长”,本质上是超越技术又附着在技术之上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西方意识形态输出。这种文化“同质性”输出一方面不断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人际隔阂,特别是青年社群作为“元宇宙”的主要受众,沉浸式体验与“无限制”自由正在宰制青年核心价值认同异化趋向。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辩证看待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风险二者间的关系,构筑文化安全的防护网。     

困在网络中的“数据女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视角下的女性数字劳动

互联网时代,基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发展的粉丝经济、明星流量经济催生了"数据女工"群体和现象。从事数据制作的女性追星群体将自己的个人情感、休闲娱乐与新兴的产业模式相融合,赋予了数据女工生产劳动、数字劳动的双重面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域中,"劳动"是一个关涉到人的本质属性的重要概念,资本主义与异化则阻碍了个体通过劳动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结合网络民族志获取的数据女工实证素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数据女工呈现出不同于作为一种娱乐方式的粉丝追星的生产劳动特征、不同于传统物质劳动的数字劳动特征。在此过程中,这一群体所遭受的肇始于数字资本的性别困境和劳动异化同样清晰可见,亟待讨论。     

悖论困境下青少年“劳动认同”培育探析

劳动认同是促进青少年劳动教育的重要驱动力.劳动认同存在悖论性困境,即社会劳动认同与个人劳动认同之间的矛盾是制约青少年劳动教育的关键.当前,社会劳动认同异化导致个人劳动认同异化,究其原因,与传统文化、社会风气、家校教育有着直接关系.悖论性语境下,要从制度、学校和个人三个层面重新培养个人劳动认同,进而实现社会劳动认同的复归.     

青年“躺平”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引导策略

“躺平”是青年群体在面对激烈竞争、阶层固化以及内心贫乏等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独特反抗方式。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存在偏移、奋斗精神缺失、圈层文化突出并且偏好精神消费。造成“躺平”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内卷,“空心病”则是滋生“躺平”的思想性土壤,而资本逻辑是这一切背后的根源。针对“躺平”现象不能听之任之,就青年个人而言,要勇担时代使命,通过客观自我认知,坚定理想目标,在历练中成长。就社会而言,要加强公共领域价值引导,营造劳动本位的外部环境,让青年一代在奋斗中成就自我。     

在劳动中实现自我认同——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札记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所在的阐述,揭示了个体自我认同实现的劳动本质;关于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的四种样态表现,深刻揭示了个体自我认同危机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的在劳动中实现自我认同的思想,启发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更加强调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     

提升、彰显与延展:数字时代青年政治认同强化的新媒介实践进路

数字时代的新媒介技术建构了一种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传播场域,青年政治认同呈现出多元化、流变性、离散性等危机表征。来自新媒介技术的赋能,使得新媒体成为重塑与强化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场域。研究把视角架构在数字媒体语境下,借助政治认同的相关理论,对如何通过新媒体强化青年政治认同进行阐释。研究认为,以新媒介为技术支撑、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宣导为内容核心,提升新型主流媒体对主流价值观的导引效力、彰显政务新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与公信力、借力多元化新媒体形态延展主流文化辐射力,是强化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实践路径。     

从“被表达”到“我表达”——试论中国“杀马特”青年文化身份的嬗变

中国“杀马特”青年群体发展初期,由于国内文化环境相对闭塞、信息传播有限以及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原因,“杀马特”青年群体一度在身份意识上处于被表达、被定义,甚至被严重曲解的境地,造型夸张、举 止怪异成为这一群体的身份标签。自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传媒的高速发展、商业利益的推动和公众参与社会变革主体性的增强,“杀马特”青年群体社会身份认同的诉求显著提升,其身份意识经历着从“被表达”向“我表 达”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