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

皎然《诗式》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价有其独立的诗学立场，集中体现在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及大历诗人的批评上面。如以“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评价谢灵运，认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等，都反映出皎然独立的诗学见识。     

《湖舫诗》与清初诗人集会之变迁

清初集会诗总集《湖舫诗》以回避现实、关注自我为主导思想,社会关怀、家国之感相对淡漠。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诸作者不得不在生存夹缝中寻求调适,同时也在于部分作者的思想带有狭隘庸俗的个人主义倾向。该书展现了清初士人思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可谓清初诗人集会之变迁轨迹的侧面写照。     

锡德尼的诗人观——读锡德尼《为诗辩护》有感

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书中,锡德尼针对清教徒牧师高森对诗和诗人的污蔑和抨击为诗进行了辩护,阐释了诗的特质和作用等。通过这些阐释我们也能了解锡德尼的诗人观。在锡德尼的心目中,诗人是学术奠基人,诗人是教育家,诗人是创造者。     

中国古代神童诗现象研究之一——宋代寇准《华山诗》、汪洙《神童诗》的个案分析

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中出现了不少的神童诗,一部分神童诗及其故事又成为童蒙教育中的案例,也是当今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文献材料。然而神童诗中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值得考虑。如寇准《华山诗》比较有名,但是考察寇准别集、《华山诗》流变及文献来源,此诗很值得怀疑。据传为宋代汪洙所作的《神童诗》有时成为神童诗的代名词,然而《神童诗》既不完全是汪洙童年所作也不完全是汪洙个人所作。《神童诗》是神童诗现象的代表,也是问题的集中体现。有鉴于此,当运用众多的神童诗作为研究材料时,应该慎重。同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存疑的神童诗,只要适当运用,都有作为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价值。     

罗贯中笔下的道教先驱者——《三国演义》与道教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引用了正史、别集、笔记及道书等大量材料,与《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道人于吉及其《太平青领书》,张角及其奉行的太平道,张陵、张鲁及其奉行的五斗米道,以及道人左慈以法术戏弄曹操等,进行了详细比较,充分证明了罗贯中对上述早期道教的先驱者们明显寄予高度同情甚至赞赏的倾向,并进一步分析论证了罗贯中作为理学家何以如此赞赏道教的原因：因为理学《太极图》学说实源于道教的《先天图》;宋元心学与道教又同时受禅宗“心即是佛”的影响;道教与儒学又都以济困扶危救苍生为宗旨;东汉末年与金元、元末社会背景及宗教特征极为相似;而正史和《演义》中道教人物又都与曹操作对,这恰又符合罗氏拥刘反曹的倾向。     

朝鲜诗人蔡彭胤对傅咸《七经诗》集句手法的继承与创新

朝鲜诗人蔡彭胤的<论语集句>三十七首是东亚汉诗中为数不多的集<论语>入诗的集句诗.蔡彭胤继承了傅成<七经诗>的集句手法,但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进行了更多的增删、补充和调整,在集句的内容、韵律、顺序、结构方面的变化更多、更复杂,集句规模也大得多,因此更具有诗歌的韵味.这对丰富集句诗的做法及研究<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乃至中朝文学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源氏物语》文本的道教文化研究

《源氏物语》的创作彰显了中国道教文化的意蕴,《源氏物语》效仿占验术数之道来细致描述故事情节,深化了作品的道教文化底蕴;《源氏物语》中有多处关于梦境的描述,彰显了鲜明的道教文化特色;,紫式部精心塑造出明石道人这一艺术形象,即表达了自己的神仙崇拜意识,又清楚地表明了《源氏物语》创作的道家文化旨向。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之一,《日本杂事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日本、认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和“原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出版十余年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修改,包含着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通过担任驻日文化参赞等一系列外交职务,黄遵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民主观念逐步形成,对日本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嬗变。     

"迟到的诗突然蠕动了一下喉结"——《兰明诗文集》编读

已故诗人兼诗评家兰明（1956-2015）的《兰明诗文集》集诗的写、译和评三位一体,不仅集中展示了优秀的韩国现当代诗人特别是女性诗人群像,也让读者能从文学的角度起眼,真切地感知东亚文化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中日韩之间的横向联系。兰明写的诗感觉细腻,表达得也十分别致;她译的诗完美地体现了韩国现当代诗人的整体水平和多元景观;她对韩日诗歌作品、特别是女性诗歌作品的分析更是每每深入细致,有独到的领悟。      

鲁迅眼中的俄国诗人：形象学视野下的《摩罗诗力说》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描绘了一个以拜伦为宗的摩罗诗人谱系,提出了诗人的任务是“撄人心”的观点。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鲁迅刻画的两位作为“精神界战士”的摩罗诗人。作为注视者,鲁迅在建构诗人形象时根据自身的期待视野使用了新的参考系,以这一参考系评价了俄国诗人。同时,形象建构过程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境遇使鲁迅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的过程中以中国的文化模式意识形态化了他者形象,其目的是通过宣扬摩罗诗歌的精神,改造国民性,改变弱国弱民的状况。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析史蒂文斯《我们气候的诗》中蕴含的东西方哲学思想

现代主义诗人史蒂文斯后期的作品——《我们气候的诗》,既与中国文化关系紧密,援引中国道家、佛教精华入诗,又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诗经》燕饮诗与周人的生命意识（下）——《诗经》燕饮诗研究之七

《诗经》燕饮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生命意识觉醒后的周人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本篇论文着重探讨其最高目标(追求人生的完美)的最后一个层面:在纵向上,周人把自己置于祖先、自己、子孙构成的永不间断的血缘生命链中,以孝为本,上对祖先负责,福荫子孙,下对后代子孙负责。     

一部“史”“诗”并重的诗歌选本——读施亚、王美春《历代纺织诗解析》

中国作为一个纺织大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纺织，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它自然而然地在人类生活反映的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纺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而“纺织诗”无疑是其中大放异彩的一朵奇葩。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摘要：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