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祀与《大司命》《少司命》的祭义

周代有七祀之制,王及诸侯皆祀司命。司命有二:一为百姓所立,祀于国中;一为王室所立,祀于宫中,司王与诸侯之天命、爵命。从楚简来看,楚所祀司命与《周礼》《礼记》所载制度相合。《九歌》中,《大司命》言楚王薨后灵魂升天,《少司命》言新王继位而受命,其中所歌细节合乎楚怀王、顷襄王之际史事。秦汉后,王与诸侯的司命之祀式微,司命演变为民间泛祀小神,二司命的早期祭义遂湮没不闻。     

巫祀文献:商代之《书》篇及其性质述议

商代《书》类文献的性质可以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来讨论。就传世《商书》来看，其历史背景与主题同“殷革夏命”相关涉者居多。就《国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商书》已多见征引，则《商书》类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当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其蓝本，而其中晚出的痕迹则为流传改移所致。可以说，传世《商书》篇章中存古与改移处兼而有之。卜辞中之上帝，非至上神。商代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比上帝信仰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祖灵同自然神灵之间又可相互转化，比较趋近于万物有灵的巫术理论。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径直称当时的典册为宗教文献。由卜辞所示，“册”“典”实为商代巫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属于巫典；就其职能而言，又属于祀典；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巫祀文献。商末记事类刻辞和铭文的出现，展示了商末理性之光的萌芽；商代末期，巫祀文献中的理性因素有所凸显，同殷周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

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还很少研究。这里以毕沅辑《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为主要依据，对他主持的“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进行专门的考察。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盛世下的虚空--从汉《郊祀歌》看汉武帝的精神世界

此文从《郊祀歌》着手来分析汉代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精神状态。汉代《郊祀歌》本是祭祀天神地祈与歌颂祥瑞之作,却因为统治者的意愿使其充斥着神的散漫与人的欢娱,从而呈现出自娱自祀和求仙渴望长生的旨趣。究其原因,乃与汉武帝好大喜功与忧生惧死的心态有关,表现了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的野心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慨叹和对永生的渴求。此外,它也受了楚风的影响。     

《考工记》玉器设计思想研究——试论“天子圭中必”

《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其丰富的造物思想，对当今艺术设计也具有启示作用。其中《考工记·玉人之事》篇中记载：“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描述了用于祀天的圭璧结合的玉器造型。从解读文意人手，探讨了这一设计形式背后所体现出的设计文化内涵。     

《诗经》行役诗的情感结构及抒情策略

《诗经》行役诗具有两层情感结构.行役之苦,家国责任感的认同,个体生命无法掌控的哀伤幽怨,对行役和统治阶层的怨恨,畏惧蜷伏的生命情绪,这些情感因素共同作用,组成了《诗经》行役诗第一层情感结构.在此基础上,第二层结构寻求情感的寄托和出口,表现为双重的选择.行役者将其生命情感寄托于家园,或者回过头来,再次在现实中寄托生命的社会价值.《诗经》行役诗采用特殊的抒情策略,其抒情往往缘事而发,或直白,或委曲,以叙事为抒情基点.叙事主体的选择和时空转换的思维拼接方式,形或了不同的抒情效果.     

军社之祀与《诗经》军征之诗的生成语境

出征宜社、战后报社、田猎献禽于社是两周军事行动中的祀社仪式,意在获得社主的护佑,能够保卫疆域不失。宜社受脤,表明将士受国之托,戮力报国;若不用命则戮于社。战后告社,胜则凯乐以奏,败则祓社以哭。田猎献禽,是以猎物血牲于方社,以祭祀社稷山川;同时烹庖于宗庙,以祭祀先公先祖。《诗经》中诸多军征之诗,当为军社祭祀之辞。     

七言诗渊源辑考

七言诗渊源辑考跃进《玉台新咏》卷九始列《歌辞》二首，即所谓“东飞伯劳”歌和“河中之水”歌，以后依次列入《越人歌》、司马相如《琴歌》、乌孙公主《歌诗》、《汉成帝时童谣歌》、《汉桓帝时童谣歌》及张衡《四愁诗》等。这些均是七言诗体。依此来看，似乎七言始于“...     

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身后千年,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抬高。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两宋之交,诸葛亮崇祀再获新生。明清时期,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     

《诗经·小雅》言情诗艺术探微

《诗经·小雅》中的言情诗较之《诗经·国风》数量甚少,常为人们所忽视,然亦各有特色。今试就其写作艺术,作一些粗浅的探索。《杕杜》:以物纪时,忧思层进《杕杜》是一首妇女思念久役未归的丈夫的诗。《盐铁论·徭役》说:“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不还,父母忧愁,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积之思,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薮》之诗所作为也。”此说颇切合诗的主旨。全诗四章,每章七句,前二章采用叠咏的章法,通篇用女子的口吻抒写。     

《考工记》玉器设计思想研究——试论"天子圭中必"

《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其丰富的造物思想,对当今艺术设计也具有启示作用。其中《考工记.玉人之事》篇中记载:“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描述了用于祀天的圭璧结合的玉器造型。从解读文意入手,探讨了这一设计形式背后所体现出的设计文化内涵。     

论《诗经》中歌与舞之关系

《诗经》中的歌与舞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颂》诗歌与舞相应而不相兼,歌者自歌,舞者自舞;《雅》诗歌与舞关系亦密,且与宴者可以既歌又舞,但属于自娱性舞蹈;《风》诗则缺乏歌与舞相兼的证据。“诗三百篇”不都是舞辞,只有《颂》诗中有舞词。     

"三年之丧"起源新论

“三年之丧”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但是当时并未真正实行过。殷代和西周也未实行过“三年之丧”。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一种"既葬除丧"的短丧。《尚书·无逸》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指高宗诚信地进行衣祀,阴即衣祀。三是虚数,三年是指殷代的一个衣祀年。殷人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一直在举行衣(殷)祀,即系统的周祭。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结合殷代的周祭,将当时通行的"既葬除丧"的社会习俗加以规范理想化的改造,就演变成了后世儒家尊奉的"三年之丧"这种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     

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制造“非常”:“大礼议”前杨慎的代祀危机

代祀是明代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和通行做法来约束其实践。凡是与常制、常法不相符的“非常”状态,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嘉靖初年,不满于自身政治遭际的史道,通过诬劾杨慎在代祀途中的做法不合常制、常法,打击杨慎之父首辅杨廷和。史道的说法违背时人常识,本不足辩,但杨廷和慎重其事,努力辩白,直指史道意在害其全家。双方的指控与辩驳展现了明代中晚期政坛斗争的一种共识,即与常行之规相悖的“非常”状态会给对手带来比事实本身更大的杀伤力。即便这种“非常”状态是出于政治目的、罔顾事实而人为制造的,当事人也必须有所回应。循此,研究的视角也当从关注史事之“实”拓展到事件生成的政治过程,在人事关系及其变化中捕捉当事人的认知重点与事件的矛盾焦点。     

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

《送穷文》是韩愈发牢骚的“游戏”之作,具有自嘲的笔调、戏剧性的对白、诙谐的风格。《送穷文》基于唐代民间“送穷”仪式加以衍发、创作。晦日送穷,是在上古驱傩、祀灶神的影响之下,于中古时期产生的一种民俗活动。韩文的辩证法思想,与民间以鬼神亦善亦恶之心态。在精神上相通,它反过来给民间“送穷”活动以较大影响。     

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

《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载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问题已有长达千年的争议,因缺乏实证而至今未果。实际上,丁廙《蔡伯喈女赋》正是我们此前苦苦寻求而未得的一个实证,它完整记录了蔡琰归汉前的生活经历和状况,将其与《悲愤诗》二首对读,可以发现二者描述的蔡琰事迹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证《悲愤诗》二首表现的史实是完全真实的。因《悲愤诗》二首的真实性已经在丁廙赋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就宣告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议的结束。蔡琰曾经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其《悲愤诗》二首与曹丕、丁廙同题《蔡伯喈女赋》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同是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邺下文人集团一次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应是曹魏时代项原的《列女后传》而非世所谓《蔡琰别传》。《董祀妻传》记述的蔡琰事迹和创作情况是真实可靠、确切可据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诗经·卫风·有狐》正解

《有狐》一诗，三叹其“忧”，深忧“之子”无衣。而“无衣”所指向的是战争、行役。《诗经》中写狐的诗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为征妇怀远之诗。而“征夫无衣，征妇送衣”这一母题一再被摹写。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