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 互联网支撑下建设机理与治理模式创新

[提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单元。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从社区着手,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能够解决治理失灵问题,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维护基层安全稳定,联合打造美好社区。互联网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利器,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其建设机理为：厘清各方职责,建设责任共同体;促进交流互动,建设价值共同体;实现整体联动,建设行动共同体;推进民主协商,建设利益共同体。在互联网的支撑下,社区治理共同体从“谁来治理、用什么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么样”四个核心问题着手,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具体表现为：互联网联结党政商社群,治理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互联网搭建平台促共享,治理资源从分散转向整合;互联网消除孤岛促融合,治理方式从孤立转向协同;互联网对接供需促匹配,治理效能从粗放转向精准。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激活公共性：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基于H市M区“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案例分析

如何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当前摆在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重要现实议题。从公共性理论视角出发，对南方N省H市M区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案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立足于H市M区四年来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成效和困境的评估基础，认为公共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础，更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关键要素。H市M区的改革案例中社区“弱公共性”的主要成因是：居委会的行政化运作，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乏。最后提出激活公共性的几个具体策略：发挥党建引领机制、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简化参与程序和引入信息技术。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三轮驱动:社区资源共同体的优势与整合

治国安民,基层为本;维稳乐民,社区为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近年来,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面对辖区社会资源闲置与社区资源利用率不高、服务资源稀少与居民需求多样之间的矛盾现实,立足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创新实验区“党建+”“人本+”“智能+”的资源整合赋能模式,初步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场域下以制度、人本、技术为取向的社区资源共同体,真正实现“人尽其职,物尽其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研究 ——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

[提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理念指向,有利于集体行动逻辑困境的纾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既是对新时代各种复杂形势的回应,也巩固着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立足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民族情深党旗红”的中华中路社区治理模式主要特点是：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型社区品牌建设,文化共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格化管理维护社区秩序稳定。新时代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长效运作可以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治理绩效评估机制、法治运行保障机制三方面进行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责任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逻辑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是社区治理规律深刻把握的创新方案、社区"一核多方"治理模式的升级版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形态.以主体有责、行动尽责、善治履责为基本要义的责任共同体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根本内核与内在意蕴,也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发挥治理效能的基本理路和作用机制.实践中,由于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权责边界、尽责动力和履责能力等责任落实障碍问题,致使治理共同体难形成和治理优势难以发挥.为此,通过加强教育增责、制度赋责、激励尽责、党建履责,推进"人人有责""人人明责""人人尽责""人人履责"的责任共同体建设,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逻辑理路、实践形态与优化路径

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是国家力量、社区资源与市场规则共同体作用下的总体性治理。当前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模式指向市民化视角与国家治理视角。这种治理模式难以突破治理主体权责利失衡、治理事务边界模糊化与治理共同体意识缺乏的固有困境,它也导致社区治理失序与居民参与不足。但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表明：基层党委制度化形塑的“物业治理共同体”,建构国家—农民—市场的共同体关系,创新主体共治模式,通过治理事务责任落实的组织协商机制与治理主体有效动员的资源整合机制,促成社区规则之治的行政组织载体与社区稳定生态的权责分工结构等治理,填补了以往治理的不足。因此,输入行政性资源,激活政治关联机制;构建协商性平台,畅通物业治理过程;营造共同体意识,提升资源再造能力等成为优化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及经验适用性研究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客观需要,更是社会治理理论不断优化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中国有效建设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充分考虑区域间社会基础的差异性,而社区基础与组织基础构成理解社会基础的两个重要维度。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不同区域农村的社区基础和组织基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从而会对各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逻辑产生重要影响。提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考虑区域间经验传递的适用性问题,应从农民的现实需求、社区基础、组织基础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避免出现因经验传递不当造成的治理不佳效果,以及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浪费。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结构—过程”视角下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基于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复合治理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治理场景的治理理论。对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并从“结构-过程”的理论视角出发论述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等作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角色定位,结合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制约,从价值引领、技术支撑以及行动复合三方面出发助力社区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政治社会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区形态,由于其特定的过渡性、不稳定性造成了治理难题.解决这类社区的治理难题的基础在于打破城乡二元分立的思维定势,对社区政治社会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保证治理方案的创新和绩效.社会资本是与社区治理紧密相连的理论工具,传统社会资本的崩解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乏是“过渡型社区”的政治社会基本特征.重塑社会资本是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善治理的有效方案,但却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政府与社会、中国适用性等方面的关系.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重点分析“过渡型社区”治理难题背后的政治社会根源,以求获得学界和社区管理者对“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重视.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纵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社区共同体建设一直是学界重要研究议题。社区共同体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多主体广泛交往协作,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满足多样化诉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治理理论与社区共同体建设在意识—主体—关系三维度具有契合之处,为剖析共同体困境和探索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理论和方法视角。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设存在关系疏离化、自治虚置化以及社区碎片化等不足,需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赋权,强化社区“元治理”,从意识协同、主体协同以及关系协同三方面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