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以及构筑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9—2017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混合面板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对家庭增收具有促进作用;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收入增长,且对中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更大,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验证了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增长中的中介作用。该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在第二、三产业更为显著,尤其是交通运输、邮政、居民服务等行业。这为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借鉴。     

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群体“提低扩中”吗?

提高中低收入农户群体的收入水平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利用CFPS 2018数据,使用基于RIF的ITE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能显著增收,但转入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增收不明显;(2)东部和西部地区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显著;(3)土地流转(尤其是转出)有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优化农户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实证结果稳健地说明农户土地流转对实现农户群体“提低扩中”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西部和东中部欠发达农村地区,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农户流转土地,以增加其兼业和非农收入等政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社员身份的增收和减贫效应

基于2020年6-9月对全国典型地区农民合作社及其社员和非社员的集中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和减贫效应的影响,其中增收效应区别为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并分组评估社员身份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均有显著增进作用,但增收和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水平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兼具增收和减贫效应;垂直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较微弱,仅有增收效应,减贫效应不明显。基于此,提出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和延长产业链,健全低收入农户嵌入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激发低收入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和鼓励合作社积极参与产业减贫等建议。     

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     

基于农户视角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因此，文章选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方法，采取来源于2013—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健康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十分显著，具体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及迁移人力资本极大地缩小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人力资本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导向方面的增量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增加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以及迁移人力资本；(2)更加重视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各项人力资本同时发力；(3)重视偏远农村地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等。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对345个农户调查的PSM分析

农民增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目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拓展收入范围、紧密利益联结等途径提高农户收入。借助2016年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相较于传统农业单一发展模式,农户增收效应在50%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政策层面应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融合和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纽带,在提高产业发展绩效的同时,促进农户收入大幅提升。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培训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8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和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处理农户参与培训的选择偏差问题,分析培训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有助于农户增收,增收效应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增长;培训的增收效应具有持续性和正向累积效应,但影响程度随时间推移有递减趋势;培训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要加大涉农培训力度,坚持需求为导向、农民为中心,分级分类安排符合群体特征、适应农民需要的培训,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农技推广现场培训”力度,挖掘非农培训增收潜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电商技术、动态能力与小农户增收

电商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成为推动小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基于陕南地区实地调研数据,使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电商技术对小农户增收的影响,利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小农户电商技术采纳增收情况的异质性,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剖析电商技术采纳促进小农户收入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电商技术采纳对小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呈波动变化;电商技术采纳能够有效缩小小农户收入的不平衡性,这种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电商技术通过提高小农户的动态能力促进其收入增加,通过提高知识获取能力、整合利用能力缩小小农户收入不均衡。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强化地方政府对电商技术采纳的重视程度、提升小农户动态能力等举措来增加小农户收入、促进收入均衡等对策建议。     

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基于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

基于CFPS 2018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从教育支出、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等3个方面检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对农户教育支出则影响不显著;女性家庭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有效抑制了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多渠道确保农户稳定增收、提高农村女性家庭地位、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等对策,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     

农作物生产专业化、技术效率与农户种植收入

基于湖北省866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农作物生产专业化-种植业技术效率-农户种植收入”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平均和异质性影响,以及种植业技术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的“大国小农”由传统“小而全”的多样化生产模式转向农作物生产专业化为其收入增加提供了新的路径;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高收入分位点农户、山区农户的农业增收效应更强;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作用于种植业技术效率施加的,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占到34.99%。因此,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广大农户由传统“小而全”的“多样化小农”转变为“专业化小农”,并注重技术效率在收入增长中的助推作用,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农作物生产专业化的农业增收效果。     

信息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

基于2018年京津冀蔬菜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OLS、QR与3SLS法分析了信息化影响农民增收的信息要素差异与个人禀赋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信息基础投入有增收效应，信息技术采纳没有增收效应，且二者没有交互作用。就不同收入阶层农户而言，信息基础投入与信息技术采纳对高农业收入农户均有增收效应，但二者存在替代效应；信息基础投入对低农业收入农户没有增收效应，信息技术采纳则有减收效应，但二者存在互补效应。相较于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匮乏的农户，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信息基础投入与信息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绩效研究——基于江苏省养鸡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江苏省养鸡行业的调查数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增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与独立养殖相比,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能获得更多的养殖收入;(2)合作社内部功能与原则的差异引起了不同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增收绩效差异;(3)与独立养殖相比,农户通过合作社的“利润返还”、“饲料上门”、“苗鸡上门”和“防疫上门”等功能与服务实现了较为显著的增收绩效,其中,“利润返还”对提高增收绩效的意义最为重要。由此得到启示:利益联结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熟的关键,只有真正实现“利润返还”等合作社原则,加强农户与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民主管理才有意义,技术服务才有效果,合作社增收绩效才更显著。     

项目资助能有效提高异质性条件下农民收入吗?

促进农民增收,不仅关乎农户基本权益,更涉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利用4省774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偏差调整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分类检验,研究农户在经营业务与规模等异质性条件下资源禀赋条件、组织环境变迁因素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资助项目确实与农户增收存在内在因果关联;无论获资助与否,资源禀赋条件对规模农户、蔬果种植农户的增收有益,但对小农户、养殖户的增收效果不显著;而粮食种植户一旦能获得政府项目资助,上述资源禀赋优势才会有利于其增收;参与合作社经营的带动小农发展与实现增收效果明显;办家庭农场、参与农村电商等形式对普通小农户、粮食种植户的增收效果不显著;规模农户、蔬果种植户增收可依靠发展农村电商、加入合作社与成立家庭农场的方式来实现。获得项目后,养殖业农户的收入与参加合作社、发展电商正相关显著程度会明显改善。     

山西农户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山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对山西农户收入差距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农村教育投资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努力,以逐步缩小山西农户收入差距。     

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增收的机制、障碍与路径——基于城乡经济循环的分析视角

促进小农户增收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在城乡经济循环视角下,小农户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不仅可以衔接城市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降本增效,还可以精准匹配城市农产品需求,带动优化种养结构,进而促进其收入增长。制约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增收的障碍主要在于价值驱动、空间发展、微观载体3个层面,具体表现为城市要素在农业领域收益偏低、县域经济发展不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尚待健全,制约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小农户增收的带动力。因此,应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推进服务功能、经营主体以及服务方式多元化,通过“价值协同-区域协同-组织协同”三维协同路径,依靠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嵌入城乡经济循环,实现其收入增长,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