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入韵与结韵套语向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程式之演进

敦煌变文引入韵文前的引端套语又可称为前导语,随着变文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主要经历了无引端套语、有程式化引端套语与"诗曰"程式出现三个阶段,从其成熟度或程式化程度,可以推断通俗小说"有诗为证"套语程式蜕变于何时何类作品。结韵套语主要是对前面所引韵文进行解释、过渡,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使韵文不再是孤行直起之文,其程式化可见变文叙事语言的成熟与叙事思维的系统性,这标志着变文由讲唱文学正在逐步向案头化靠拢,也预示着变文日渐向成熟的小说文本创作行进,为宋元话本小说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政治话语名词化语用预设的批评性分析

批评语言学家认为,名词化不仅能消除情态成分、模糊时间概念,达到非人格化效果,而且可以转移信息焦点,触发语用预设,表达意识形态.另外,从互文角度看,政治新闻标题中的名词化语法隐喻与语篇主体中的一致式表达构成了语篇内部联系,产生了“互文性”效果,触发了互文性预设.     

跨层非短语结构“貌似”的词汇化

现代汉语“貌似”由古代汉语跨层非结构短语发展而来,其词汇化过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描写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貌似”的词汇化产生发展的动因.其词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来解释.句法位置上处于句首,语义上隐喻中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以及背景图形的凸显作用,语用上的语用推理都是导致其词汇化的动因.完成词汇化的“貌似”继续发展,词义更为虚化,反映了跨层非结构短语词汇化的特殊性.     

影响误读与互文性辨析——兼论哈罗德·布鲁姆影响诗学的性质

互文性与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影响误读同为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常用术语,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同受解构主义影响,强调文本来源的多元性与意义的不确定性。但是影响误读理论强调文本中心理的、想象的和修辞的因素、作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传承与维护的是人文主义传统,而互文性则侧重于文本的语言层面,作者主体性的消解,体现的是文学批评中的科学主义倾向。     

汉语表方向介词“向”的产生及产生动因

汉语中表方向的介词“向”由动词“向”语法化而来,介词“向”来源于连动结构中的动词“向”。“向”语法化的句法动因是进入连动式结构,实现了词性降类;“向”语法化的语义动因是语义的非终结性,在与连动结构里其它动词主次要地位竞争中处于次要地位,提供空间信息。“向”词性降类后形成的介词短语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而言具有处所状语的特点,不论其处于动词前还是动词后。     

试论“非常X”的去范畴化及其修辞动因

“非常X”最典型的用法是用于包含时间性的抽象名词。“非常X”也存在着去范畴化现象，具体表现为，由时间性的抽象名词到不具时间性的抽象名词．由抽象事物名词到具体事物名词，由表事名词到表人名词，由名词到动词。“非常X”的去范畴化的修辞动因主要有隐喻和转喻两种。     

消费社会文学互文性的特点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消费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欣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品的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互文性成了当代文学创作中一种极为突出的现象,作为互文性表现形式的拼贴和戏仿等极为盛行,另外带有元小说性质的评论也成了一种自觉的创作手法。文章拟对消费文化与文学作品中互文性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及形式进行深入研究,考察由互文性形式变化所带来的文学作品内容的碎片化、去深度化、去意义化等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文学的创作价值作深入的思考。     

上古至近代汉语“上”、“下”的语法化

"上"、"下"的语法化经历了语法演变(由动词虚化为补语)和语义演变(由趋向性演变为动相标记)。"上"、"下"语法化的动因包括:人类认知方式及规律;语法位置的变化;语义的泛化;语用推理;汉语双音化趋势与表意精确性的影响。语法化的机制包括:重新分析;类推机制;泛化机制;转喻和隐喻机制;主观化机制。     

语言符号理据性探析

研究语言符号的理据，对于阐明事物或现象的“得名之由”，明确人们创造语言符号时的造词心理，认识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语言符号意义演变和发展的规律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承认语言符号理据性的存在，不去探求有理据的语言符号的根由，那么，对语言符号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低层次上，就会增加记忆和交际的负担，也就无法解决语言学领域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了。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来自本文化的或者他文化的其他文本进行着对话,“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这两个“具体的文本”之间即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其“互文性”具体体现在成长、性爱和死亡等方面。     

“泛娱乐化”的叙事图景、实质剖析与规约路径

“泛娱乐化”是由狭隘的价值追求、多元的驱动要素、完整的产销链路、戏谑的娱乐方式、虚妄的精神信仰等共同型塑的一种现代亚文化叙事图景。从实质上看，“泛娱乐化”是异质思潮与娱乐理念互构衍生的价值扭曲镜像，是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联合“把持”的文化生产形式，是文化霸权与全球市场共同“打造”的精神异化景观，是心理渴求与情感供给嵌套编织的娱乐狂欢幻像。为有效规约“泛娱乐化”现象，应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塑造崇高精神境界；加强主流价值观培育，端正娱乐价值取向；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规制娱乐内容生产；合理引导心理需求，培育健康社会心态。     

“他”的语法化研究

当前对他的语法化研究普遍集中在其语法意义获得的过程,对其变异动因、认知理据等问题却鲜有考察。而从其变异机制和代词类型学特征来解析,他的语法化不仅遵循了第三人称语法化的普遍规律,符合语言变化中的相似性原则,而且还融入了中国文化特征,从而构成其在共时平面上语用意义的多样性。     

性别二元化禁锢下的“言谈合适”

言语表达中存在着“性专有”和“性优选”两种差异。自然人在语言活动中，除了受本身的生理性别制约之外，主要需符合社会角色对言谈举止的约束。有意识地统一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恰当地合情合理地使用语言。使自己对社会性别这个社会范畴有更自觉的认识，能更清楚地认识在性别基础上做出的种种区分，认识到语言在建立与维持这些区分时所起的作用，才能使言谈更合适、更自然。语言变量研究证明，自然人在性别二元化的区分之下，言谈合适就是语言社会性别化的强制结果。     

论文学创造的语符化行程

文学创造不同于其它艺术创造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种语言的创造。语言不仅是文学创造的媒介、手段和工具,而且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方式和价值符号载体,作家只能用语言媒体去把握主体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支配思维并决定认识的方式,引导人们建造意识的大厦”,当作家运用一种语言时,也就是运用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式去序化自身的审美心理内容,创造艺术幻象世界。因而,文学的创造过程,就是作家以个性化的审美心理结构去感应现实生活,再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去外化审美心理内容的语符化过程,语言能力运载着语符感性化了的审美对象,经历了由隐至显的     

劳瑞·安德森的短篇小说的互文性

“互文性”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劳瑞·安德森打破艺术类别的界限，将互文性理论大量地运用于她的短篇小说中，将文本与图片、音乐等融合在一起，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奇特效果。     

后结构主义观照下的后现代人物塑性

后现代人物塑造是多年以来学界较为关注的话题。文章结合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话语背景,结合具体的实例来分析后现代人物的特点,并对这些特点进行了梳理。虽说后现代小说的特点很多,但是如果在后结构主义的相关范畴和理论的参照与分析之下,后现代人物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多元化的特色、语言化的模式、权力化的导向、互文性的背景和边缘化的趋势等特色上。     

认知视域下的新词词汇化

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范畴化和原型范畴理论出发,探究英汉两种语言中新词的词汇化过程和词汇化程度。在新词的词汇化过程中,人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认识阶段、情感旨趣、社会文化等体验对新词的范畴化即词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在新词的语用过程中,使用范围、受众程度、使用频率（在心理词库中的提取度）、是否符合本族语中词汇的语感等,都是影响新词范畴成员等级（词汇化程度）的重要因素。     

空间隐喻与汉语视觉动词“看”的时间走向

要 隐喻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跨语言研究成果显示,隐喻机制是诱发语法化的动因之一.本文结合隐喻认知理论和语法化理论,结合跨语言研究成果,对汉语视觉动词“看”向时间副词演变这一语法化路径进行了描写,提出了空间隐喻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     

“红”上位化的过程、机制及途径

“红”本义为粉红,是{红}概念域的下位词。东汉至隋,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红”发生了上位化演变。唐五代时期,“红”取代了“赤”的强势上位词地位。基于“不过量准则”的语用推理和推导义的固化是“红”上位化的主要机制,在与表示程度、性状类语素构成“X＋类名”型复音词时具有绝对优势则是“红”取得强势上位词地位的突破口。     

论证研究的修辞化——从语用论辩术到规范语用学

通过关注从“语用论辩术”到“规范语用学”的术语使用变化，分别考察当代论证理论中两大研究流派的理论范式。首先，澄清语用论辩学派如何从合理性基础的确定、程序性模型的提出和论证性语篇的重构等方面引入说服效用、制度性语境和策略操控等因素，进而从论证评价和论证分析角度扩展其规范性研究。其次，通过分析主体间协商确认的论证性讯息意义，展示语用语言学派如何基于“目标—途径”框架，从言语交际的角度进行一种更符合自然主义原则的描述性研究。最后，通过考察术语共享与学派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西方论证研究的修辞化趋势，并从广义论证视角指出更彻底的语用学研究对提取自然语言论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