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1995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高,许多学者将其归因于快速的信息技术发展。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了信息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和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的模型。然后,根据美国1991~2000年期间的数据,对信息技术投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明,1991~2000年期间,信息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在1996~2000年期间对1991~1995年期间的增长差异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资本深化的作用。     

经济增长问题综述

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来说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增长与转型经济密不可分,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因素也至关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中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阶段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克服陷阱成为经济增长的焦点。     

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探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从经济增长的内涵、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增长的因素等方面论述,这一理论对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尤其是马克思有关经济增长方式的论述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对称性关系探析

按照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理论上存在对称性。但文章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表现出了非对称性,故文章就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在中国的非对称性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得出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对称性的对策。     

转型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分析

西方经济学认为,就一国的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经济增长会带来就业增长。转型期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了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即经济的高增长与就业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并存的反常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稳增长不是“吻增长”

5月18日至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武汉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冀、辽、苏、鄂、粤、陕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专家指出,不管是国务院确定的大型投资工程,还是发改委审批的项目都是定向投资,这将助力经济稳增长。     

偏离—份额分析法在河南省产业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本文以全国为参照系,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模型(Shift—shareMethod)对河南省2001—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在研究河南省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各产业的优势和劣势,提出各产业调整和优化的发展建议。     

基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中间产品种数扩大型内生经济增长Romer模型中添加人力资本变量,并对产品开发成本不变和生产成本不变假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导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稳态解.解的政策含义指出了人力资本投入或教育部门的效率及资源投入在提高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中的重要作用.模型还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给出了最优人力资本配置比例.     

谈农业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首先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质量创新的R&D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基于农业科研投资与农业推广投资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讨论了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只能以人口增长速度增长的观点,有力的解释了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事实。揭示了农业科研投资、农业推广投资与农业TFP的关系,回答了农业科研投资、农业推广为什么和怎样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的问题。     

再见，高速增长

我们将愉快地接受GDP速度下降，前提是，经济结构好转，带来全民福祉，带来未来百年的社会、经济健康。     

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看中国30年经济增长

本文在判断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角度来具体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     

自贸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自贸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新发展格局依赖于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收入，如何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以自贸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自贸区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自贸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竞争环境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其对非国有企业、非服务业企业以及沿海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且该政策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完善自贸区政策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劳动供给转变、有为政府作用与人工智能时代开启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是机器由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转变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主要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工业革命，本文研究了机器应用和劳动供给转变对生产结构转型和分配结构演化的影响。本文发现，只有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机器应用、劳动供给转变或通用技术创新才能促进机器更多地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使得脑力密集型生产方式更多地替代体力密集型生产方式，进而开启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机器和人的替代弹性还不高，机器的脑力工作偏向型技术还不成熟，那么须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转换。为了稳定劳动收入份额，政府还应逐步加强机器收入税调节，形成工业革命红利由人民共享的新发展模式与效率和公平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城镇化是未来增长主动力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称“会议”）结束，会议讨论内容将与未来中国经济紧密相关，由此也能看出新一届政府如何给经济定调。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本文从4个方面、以19个指标为基础构造了衡量中国经济转型(即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变量——市场化相对指数,从该指数的数据特征和图形分析的结果看,新构建的指数较好地描绘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运用协整理论和动态建模方法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证实了1978～2003年间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证实了资本和劳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该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市场化改革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虽然将经济制度视为外生因素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丰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体现经济转型对增长的影响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沈阳、大连、鞍山城市经济功能变化的比较分析

本文根据1990年到2000年的城市统计数据,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从城市经济功能结构和城市效率两个方面定量考察了沈阳、大连、鞍山三个城市的经济功能发展状况。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了近十年来三个城市在经济功能发展上的不同特点,从中找出产生差距的原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推进乡镇企业经济增长

2008年,我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开拓创新,破困解难,全力促进我省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又好义快发展。丰要经济指标较快增长,为全省GDP贡献增加。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企业迅猛发展,吸纳就业成效最著。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增强,规模以上企业竞争力提高。产业集聚效应显现,成为县域经济主要增长点。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作用明显。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再创新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强劲。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制度变迁、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途径来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就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

正经济处于换档期,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我国经济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能否达到新的平衡,关键在于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找寻新动力。《经济日报》从8月12日起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为主题连发6篇评论文章勾勒中国经济增长的六大新动力:"中部发力"扩消费。中等收入群体是形成有效消费需求的"主力军"。让中等收入群体的"腰"粗起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     

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差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县域经济的增长差异非常大;结合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地理位置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业发展水平与县域人均GDP增长率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工业化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作用;城镇化发展能对缩小县域经济差异作出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