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安徽《和州志》——兼对章、戴论辩的学术梳理

《和州志》是章学诚早期方志之一种,其编修过程艰辛曲折却最终并未完稿和流布。不过作为章学诚平生第一次独立用自己的方志理论开展修志实践的志书,完全体现了章氏“志属信史”的方志思想;在方志编修体例方面颇有开创;其所引发的学术史上的“章、戴论辩”则被后世传为美谈。     

林则徐的方志思想

林则徐有着丰富的修志经验,对方志理论亦多有研究与阐发。林则徐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将方志视为史书,修志视为修史,对方志编纂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林则徐方志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是对方志功用的强调和注意在实践中发挥方志的作用。     

隆庆《潮阳县志》述评

明代潮阳县志书凡六修,各志前后相继。隆庆《潮阳县志》是目前可见的潮阳地方存世完备的第一部方志,具有纪传体特点,史论结合,考辨扎实,保存有完备的修志进程史料,是潮阳地方文献资料渊薮,能够为地方治理、乡土教育、经济发展提供参考或依据,部分记述可以对正史起到补充作用。     

黎锦熙的方志理论与实践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方志今议》是集中反映其方志理论的代表作.黎锦熙参与修志主要在抗战期间,编纂方志并非其本业,但爱国热忱、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机缘与兴趣等诸多原因促使他走上修志之路.其《方志今议》论述了编修方志的性质、功能、原则、体例等,在方志的体例、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后来修纂县志时,黎锦熙将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比较散论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历史学家。章氏之父名鏣,乾隆七年(1742)进士,虽曾任湖北应城县知县,但主要以教授为生。由于家境贫寒,章学诚“不能不望科举”(《章氏遗书》卷二九《与汪龙庄简》),直到40岁才考中举人,次年考上进士,归部待铨。他“自以迂疏,不敢入仕”(同上卷一七《柯先生传》),主要职业乃主讲书院、修志撰书。章氏在文学、史学、哲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而史学尤甚。他在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湖北通志》等多种方志,而代表作《文史通义》则“上采班、刘,     

略论新方志的编修

我国方志卷帙浩繁,源远流长。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方志约八千多种,计十余万卷。批判地继承祖国古代的方志遗产,认真修好新志,是建设两个文明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现就目前修志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一、方志的特点与定义要编修好新方志,有必要弄清方志的涵义、特点以及史与志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地     

宁夏方志出版述要

０ 年代以来宁夏整理出版了所有的旧方志，出版了一大批新方志和专业志。这些志书突出地方性，反映时代特点，资料性强，体例、结构设置合理。新方志资料价值较高，是开展地方多方面研究的一座宝库，也有较高的资治价值和教化作用。但新方志也有地方性略嫌不足，准确性不够等缺点，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志书作者的修志水平。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

民国时代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文章拟就饮誉民国的方志学家余绍宋的方志观作一探讨,窥探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权威的章氏之说的继承和超越。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简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编纂新方志 艰辛结硕果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山西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山西的修志事业延绵相续,佳志迭出,对我国的地方志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山西就有与《鲁春秋》、《楚寿杌》齐名的古志《晋乘》。宋代以后,山西所修志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均居显著地位。新中国的修志工作,山西也是全国开展得较早、较好的省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又率先倡导修志,并于1980年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20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主持下,全省万余名修志工作者共同努力,辛勤劳动,使新编地方志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编志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在山西历史上是空前的。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清代安徽方志编修述论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修志的鼎盛时期，安徽也和全国一样，方志的编修有了很大发展，不仅数量浩繁，品种齐全，内容详实，体例精审，而且名家辈出，名志众多，方志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清代各级统治者重视与倡导、众多学者参与、地方士绅积极推动的结果。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略谈编修地方志

要编修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的高质量的方志,应作多方面的努力。一、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一定的专用经费。除编委会外,还须设立得力的修志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般应在十人左右。参加修志人员,最好具有高等文化水平,懂得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有历史学、地理学、方志学专门知识,还要有修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据了解,目前各县市参加修志的同志,大都是从各战线、各单位抽调来的,其中学过历史专业的不多,     

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概论

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这段现代方志学探索发展的历史,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各阶段的发展状况及特点进行总结性的探讨研究,将有裨于当前新一轮修志与今后方志学学科的建设。     

论清代安徽方志的编纂体例

清代是安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方志的编纂体例更加成熟，纂修者博采众长，取法诸体，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等诸多体例，或是创造新的体例，以记载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现象与现实情况，保存了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资料。从清代安徽修志实践中编纂体例的实际运用情况进行考察，纲目体最为流行，这反映了安徽方志体例发展的总体趋向。     

缪荃孙与地方志

晚清学者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考据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方志学家。他一生曾参与编纂过五部地方志,其中以《［光绪］顺天府志》最为后人称道。作为学者的缪荃孙在纂修方志过程中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文献的考订。他的修志思想与张之洞“通经致用”、“中体西用”思想是一致的。在修志方法上,一改当时因陈相袭之风,根据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或因或创,或继承或发展。此外他在辑录旧志及编纂方志目录方面,贡献亦很突出     

关于提高续修志书质量的若干思考

修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于千秋的宏伟工程。如何提高修志的质量 ,这是修志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文章就修志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探讨 ,并向年轻的方志界朋友们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