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

通过对本地和外来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和报酬的研究,本文揭示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歧视,是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的产物。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59%是由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引起的,41%由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引起。且工资差异的43%是由歧视等不可解释的因素造成的。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考察并比较了不同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合。     

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

本文通过城市非国有部门的产生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阐释了在二元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就业体制转换的机理。文章认为,无论在比较严重的失业现象出现之前还是之后,国有企业所依托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决定和就业吸纳的传统制度因素,都是这种体制转换的实质性障碍;而现行的以歧视性就业为特征的政府反失业政策,具有加强传统体制的效果。因此,放弃歧视性就业政策,开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就业体制转换的基本前提     

家庭分离、父母分工与农村留守儿童营养

留守儿童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会对我国未来劳动力质量产生深远影响,但现有文献关于父母外出异地就业对农村留守儿童营养摄入影响的研究结论争议较大,关键一个原因是以往多数研究在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家庭分组上存在严重缺陷。基于父母异地就业和本地就业家庭分离程度差异和照管儿童父母分工差异,通过对农户家庭科学合理分组,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收入效应与时间效应两方面深入系统揭示了父亲或母亲异地就业对农村儿童营养的影响及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当父亲本地务农时,母亲异地就业对农村儿童的营养摄入没有显著影响,收入效应会被时间效应抵消;而当母亲本地务农时,父亲异地就业的收入效应高于时间效应,能显著提高儿童蛋白质摄入水平和营养结构。     

城镇就业机会:城乡、地域多重户籍属性的分隔

对劳动力的市场分割问题,以往的研究更多是着眼于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异.本研究将城镇劳动力分为本地非农、本地农业、外地非农、外地农业等4种户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着重研究4类劳动力的城镇就业机会差异.利用2007年广东城镇住户基本情况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ultinomial Logit模型估计和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不同户籍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隔离程度,并分解出个人禀赋差异与制度差异所占的份额.     

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 1996年 10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对 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状况作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 :农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农村妇女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因而被大量配置于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 ;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农业经营中的报酬率高于男性劳动力 ,相反在非农业经营领域其报酬率明显低于男性劳动力 ,两者的收入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在获取非农业收入方面的差异 ,同时也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农村人口老龄化研究：趋势、问题和对策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市和农村的程度并不相同,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迁移就业,农村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家庭保障模式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加快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除劳动力市场上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制度,增加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农村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力措施。     

双重二元分割:单位制变革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是对于劳动力市场非完全竞争的另一种表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在“单位制”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宏观上表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其中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又分别存在着二元分割,因此呈现出双重二元分割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在现实当中表现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独特的就业模式和收入分配模式。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会随着“单位制”持续变革发生动态的调整和演变,其目标取向是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入城市就业状况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前提假设不适合我国实际情况 ,因而其结论难以照搬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状况。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城市制度壁垒 ,外来的劳动力只能在壁垒外缘就业。进入 90年代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使大量工人下岗 ,然而其再就业的取向与农村劳动力有很大区别。现阶段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规模与城市失业及再就业的相关程度较小。     

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分析及拓展——基于苏州乡村旅游的调研

文章根据苏州市18个乡村旅游点的问卷调研,对苏州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基本特征及人均消费等情况进行分析,得出苏州本地、省内其他城市以及上海构成了景区的重点客源市场;年龄35岁以下的游客、教育程度为本科和大专的游客、中高收入者游客、自驾车游客比重均超过50%;苏州本地游客、中老年游客、高收入游客的重游率较高;职业和客源地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比较大。在此基础上对苏州本地客源市场、省内其他城市和上海客源市场、中老年市场、中高收入市场提出了拓展建议。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社区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女性劳动力转移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 ,早期的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使妇女在本社区内部实现了工业就业和工资就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 ,使得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不再对妇女宽容 ,这导致妇女就业过程中遇到更多的障碍和约束。本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试图从分析农村女性实现本地非农就业、平等进入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出发 ,提出促进女性劳动力平等转移的对策和公共政策选择     

青年弱势群体就业问题研究

我国劳动力市场求职主体已经转变为以青年求职者(15-29岁)为主体,但在青年就业问题上,大学生群体出现找工作难现象是暂时的,与之相对的受教育程度低的青年群体在就业市场上存在就业困难是长期的.文章首先是对中国青年弱势群体数量的估计,了解供给数量和在就业市场的情况;然后是对这部分群体产生就业困难的原因进行讨论;最后是结论和对策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户籍歧视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文章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户籍歧视是否以及如何抑制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定居意愿。多种模型设定和控制内生性偏误的计量研究结果均显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户籍歧视仍然普遍存在,且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有负向影响。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户籍歧视的负向作用有所降低,但这一负向影响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被强化,不同就业形式、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存在异质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和完成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化发展道路——以福建晋江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当然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一系列制度性和体制性的障碍,不仅影响了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晋江城市化发展道路为解决外来流动人口问题做了有益探索,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和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是当前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外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着力点.     

女性就业与中国经济周期

构建包含就业性别差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女性就业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参数贝叶斯估计的结果显示,女性劳动力就业弹性、名义工资刚性以及女性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均显著大于男性劳动力。这些差异意味着在外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时,女性劳动力更容易选择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而导致女性就业与男性就业对劳动力市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动态分析的结果表明：女性劳动力供给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劳动力供给冲击。女性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在引起产出增加的同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紧缩”效应。女性就业相关因素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力量。因此,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是稳定宏观经济考量,稳定女性就业均是相对较好的政策选择。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5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当代中国灵活就业现状研究浅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灵活就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灵活就业在中国诞生,同时,乡镇中小企业发展及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加速了灵活就业的发展。90年代,大规模的下岗促使各地政府出台了各种促进就业的政策。中国灵活就业有助于解决城市居民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缓解城市贫困,同时灵活就业机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劳动力市场中劳资供需双方均衡的结果。     

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

改革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二是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本文对这两个现象做出了统一的解释,其基本逻辑是,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当地工人的工资。其含义是,劳动力流动不仅提高了总体的经济效率,而且可能是一种“帕雷托改进”。经验检验也支持了劳动力流入对工资增长的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