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乐府采诗”话语的建构与表达途径

《汉书》中的乐府采诗话语以虞舜时古之采诗和周代行人采诗为基础,同时,联系现实语境对其话语进行重新选择、改易、编排和表达,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构建了乐府采诗的独特话语。就话语建构而言,《汉书》主要采取对传统采诗话语进行借鉴与改变的方式,展开对立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观风俗等观念的论述;就话语表达而言,主要从文字、结构和意蕴三个层面实现对乐府采诗话语的表达。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新史学再认识

本文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为例,对新史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全文共分四部分:在充分肯定新史学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叙述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在一些史学家的心目中,仍有很高的地位,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对梁启超的史学主张提出了新的诠释,认为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近代政治史学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采取的是过激否定的形式的论点,并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的是,梁氏对旧史学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应全面认识传统史学     

对"灌输"教育的再认识

“灌输”教育曾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却遭到许多人误解。实际上,“灌输”教育仍是当前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是因为,客观实践还需要继续在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领域大力实施各种形式的“灌输”教育,把全民族的创新意识、科技文化素质、民族凝聚力和思想道德状况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处在信息社会。人们不可能离开各种信息的“灌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形成主导价值观也离不开“灌输”。而且,“灌输”教育对于克服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灌输”教育,还需要进行内容方式的创新。     

对班固"露才扬己"说的再认识

班固作为楚辞学者有独到的贡献.他的"‘露才扬己'说",揭示了屈原悲剧的性格原因.屈原性格是"露才扬己"与忠信爱国的矛盾体,而当时的楚国不具备让这种性格和谐发展的环境,因而屈原性格的冲突越来越尖锐,"露才扬己"的方面越来越突出,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过,"露才扬己"说过于强调屈原的性格因素,对楚王及其群臣的批判不够.这种观点的产生与班固的性格及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当代满族传统文化"趋同化"变迁的认识和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满族传统文化的外在显性文化符号如语言、文字、服饰、居住、风俗习惯和传统精神信仰等方面都在逐渐淡化,并在整体上呈现出"趋同化"变迁.对于这种变迁趋势,许多人认为满族传统文化"汉化"、"西化",甚至有些人认为满族文化被"同化"而正在"消亡".针对这些观点,笔者从文化适应角度,结合实地调研情况,阐述了应该如何认识当代满族传统文化的"趋同化"变迁,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略论都市化进程中的海上竹枝词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竹枝词出现过一个创作繁盛时期。它的重要标志是将重心转到对大众层面上的生活文化的歌咏。这种转型,不仅回归了竹枝词作为俚俗形态的本位,而且从形式及内容上反映并迎合了近代化过程中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属于韵文学创作的竹枝词,经历了千余年的创作,能在近代形成新的创作热潮,并且转型成为都市文学的一部分,与它所拥有的民歌属性和诗学中的乐府传统有关。从传统韵文学的现代转型与生存的角度,来看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并把竹枝词看作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文化基因和文化要素的存在的角度,重新审视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再思考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在结构体例上逐渐实现了系统化,在内容上实现了刑法的部分人道化和刑罚的标准化。但是在封建专制体制的深刻影响下,传统刑法依然是封建专制皇权的工具,其内容有显著的特权化和残酷化影响。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

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为了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对"修正主义文艺"批判运动的思想基础再认识

对“修正主义文艺”发起批判的思想基础有三 :一是文艺所反映的社会目标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本质预设 ;二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预设 ;三是革命实践中对“现代性”的误读。当无节制的个人崇拜造就的无可比拟的领袖权威介入文艺活动之后 ,被认定是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文艺便无逃于被彻底批判的命运     

对我国农民工保障问题的再认识

农民工保障问题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期出现的“民工荒”已为我国农民工问题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农民工保障的缺位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应将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作为解决目前“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中体西用"在当代中韩的再关注及其文化意义

我们不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遇到新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时,希望能够通过回到近代的“中体西用”论来解决问题。就中国而言,儒教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也不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没有断裂,也没有面临失传的危机。真正的危机,乃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危机”之文化心理本身。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从对“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哲学范畴的历史内容的梳理与现实阐释开始,来逐步解决包括当代中韩两国在内的东亚儒教圈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心理需求问题。     

"同心圆说"与"荷花说"的分歧:"企业文化层次论"之争

本文对近年来我国有关企业文化层次论的争论进行了学术对话,指出“同心圆说”与“荷花说”是两种有根本分歧的意见,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同心圆说”认定精神文化层次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灵魂,由内向外辐射、渗透,起着统概全局的作用;而“荷花说”不同意将概念形态的价值观(标榜价值观)和心理形态的价值观(共享价值观)混为一谈,认为“同心圆说”所说的精神文化中只有共享价值观部分才能发挥文化威力,而企业推崇的标榜价值观并不一定起作用,除非它经过企业成功经营证明是有效的,才可以转化为共享价值观。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不仅需要内修外显的功夫,尤其需要外炼内省的功夫,而这只有把企业文化当作企业生存指南,使企业倡导的概念价值观适应竞争环境的需要,不断指引员工为企业经营带来实际成果,才能真正奏效。     

文化开放与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为了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必须实行文化开放。《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曾明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造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建设的对外开放,或称文化     

宋代历史再认识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合法性"问题再认识

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是特定历史和语境的产物,却演变为普世性标准,"合法性"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流行中的"合法性"掩蔽了国家的实然与应然状态,忽略了实现合法性政治的合法化过程,并将很多与合法性无关的政治问题归结为合法性问题.这种状况决定了需要在认识论上重新审视有关概念.     

王国维“游戏说”再认识

本文是对王国维"文艺是天才游戏之事业"命题的本来面目作出的一种解读.本文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文艺游戏说乃是针对我国传统文艺的实用功利观念而发.文艺是游戏,其实质是势力之欲的发表;文艺是天才游戏,其性质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