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层次

分析层次是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概念,它将影响国家在国际体系内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分类,以帮助人们确定如何去寻求国际关系问题的答案。一般认为,分析层次有三个:国际体系、民族国家和个人、国际体系层次考察外部因素（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结构的变化）如何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国家层次讨论各民族国家的独特属性如何影响它们在国际体系内的行为。个人层次探索国家领导人对外交决策的作用和影响。以三个分析层次为基础衍生出了大量而丰富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其中许多理论看似相互竞争,本质上却是互补的,只有同时进行三个层次的综合系统分析,才有可能对国际关系问题作出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解释。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多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除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批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经不起实证检验。面对这些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特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历史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阐释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剖析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范式及其批判

“理性”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理解西方文明以及西方国家行为方式的关键点,也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与“人是理性的”基本观点契合,与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最大限度获取国家利益的需要及国际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当前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导着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在解释以及解决众多国际问题方面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其价值理性的缺失以及对主体性的忽视、导致其现实解释力不足。     

论全球化下国家主权的维护

主权是国家的象征,没有主权这块基石,国也就不为国.而且,随着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主权已成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概念,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认同的合法性依据.立足于多极化和全球化下的当代中国,探讨怎样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     

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政治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全球化预示着国际化、新的社会分工及其加剧上述进程的竞争环境 ;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 ,全球化带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密切化 ,国际政治与经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日益模糊。不论各个学派、学者的立场和观点如何 ,但可以肯定的是 :全球化已经成为新的国际关系的核心 ,并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探讨与梳理全球化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 ,对全球化的国际政治内涵作出了规范 ,并指出全球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三方面的冲击与变革。     

反思权力政治与相互依赖理论——读《权力与相互依赖》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分别用权力政治和相互依赖描述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前者重视国家利益、权力斗争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后者强调全球化过程和相互依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深远影响。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1977年的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次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创立了相互依赖理论。本文试图对相互依赖理论做出批判性的阐释和分析。一、相互依赖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基欧汉和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可谓是相互依赖理论的开山之作。作者在对“权力政治”和“相互依赖”进行综合…     

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

从主权理论发展的轨迹看,否定主权的理论思潮肇始于20世纪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三次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主权责难的主要观点是：（1）主权国家是战争的根源。代表人物是率先向国家主权理论提出挑战的法国思想家莱翁·狄骥（L．Duguit1859－1928）。狄骥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触动,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主权国家观念,所以提出用“协作国家的观念”代替“主权国家的观念”,想用消除主权的方式来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2）国家主权会损害生产力的发展。代表人物…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法的角色评析

国际关系理论从一开始就把国际法作为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各理论流派对国际法的角色定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主张.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层出不穷的国际关系理论,评析其中的国际法角色定位对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及国际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转型及其影响

全球化发展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国家持有不同观点,现实主义仍然坚持国家中心论,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衰落。但实际上,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发生了转型,这表现在国家从直接控制经济向间接,通过制定规则、规范经济程序—规范功能转变;国家从独自管理国际关系向多头治理方向转变。国家转型将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关系的内容、形式和国际合作的方式都将发生变化。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权力变化论析

民族国家权力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多方面深刻而持久的变化;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要维护国家主权权力,需要树立“新主权权力观”。     

奥斯曼帝国战争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

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它虽然与欧洲本身的地域、民族、经济发展和历史的文化渊源有直接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及其策动的历次帝国战争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冲击,对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因此,作为欧洲重要的外部环境条件,对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奥斯曼因素的历史考察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规范的价值与功能:个体理性视角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行为规范是如何对理性国家行为体产生吸引力的?当一种国际规范同国家个体的利益存在潜在冲突的时候,国家还会对之感兴趣吗?在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威强制实施国际规范的状态下,国际规范是怎样自我实施的?本文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阐述了国际规范对于理性国家行为体所具有的价值与功能,为理性国家行为体自觉遵守国际规范提出四种可能的个体功能解释:建立互惠关系、国内政治需要、发送可信性信号以及减少风险的需要。本文还解释了"虚伪合作"在国际规范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国家行为体仍然有可能自发地在集体层面实施国际规范。     

当代国际关系的传统与变革

当代国际关系自其诞生以来始终遵循着三大传统 :个人主义、民族国家及进步或科学传统。这三大传统相辅相成 ,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稳定与延续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物质与观念的变革 ,它们正日益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国际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或将要发生。然而国际社会的变革方向或目标并不明确 ,其决定因素不仅有体系层次的变革 ,还有单元层次对体系层次变革的反应———“退出、呼吁与忠诚” ,以及体系层次的再反应、或者说是新旧体系因素间的相互宽容与不容异己的斗争     

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     

外交谈判中的权力研究——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例(1969—1972)

国际谈判中权力的较量涉及国际地位、谈判场地、谈判筹码、谈判者的技能等诸多因素。拥有更多权力的一方拥有了话语权,也就拥有主导谈判议程的权力。为深度解析敌对国家在解冻外交关系谈判中权力的维度与内涵,笔者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研究个案,提出了三个有关权力的假设,从谈判的场地因素、主权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它所面临的威胁、话语的建构作用等多个角度解读谈判中权力概念的具体内涵。     

论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两难”

当今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对于“安全两难”的成因及其解决争论不一。结构现实主义认为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安全两难”产生的根源 ,只要国际无政府的性质不变 ,有求生欲望的国家就逃不出“安全两难”。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 :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间仍可通过国际制度来缓解甚至消除“安全两难”。温和建构主义认为 :“安全两难”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 ,所以可以通过国家的实践活动来彻底消除“安全两难”。事实上 ,后两种理论低估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所以 ,在“安全两难”问题上 ,结构现实主义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治理失灵难题的必由之路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全球性风险日益增多和全球治理日益陷入失灵困境双重压力之下的理论自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历程、宝贵经验大跨度回顾总结的科学性和创造性结论,蕴涵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的中国智慧。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对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超越,破解强权国家主权意识日益膨胀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融合传统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提升全球治理效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推动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体制的形成,为全球治理走出失灵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引。     

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原则

“国家至上”,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世纪的法国。它在法国及欧洲的实践,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国际体系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并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

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其核心就是“延伸”和“拓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这导致一种对“安全”概念的综合化和多学科的定义。     

塔列朗与近代国际社会的营建

塔列朗作为法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其外交活动始终以法兰西民族国家利益为准绳。塔列朗是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外交家,他和拿破仑的分歧,实质上是近代外交理念与前近代外交理念的冲突。他的外交实践,促进了“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天然疆界”与“势力均衡”等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关系惯例和准则的强化与确立,对于近代国际社会的营建及发挥功能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