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腐败对政府能力的影响

提升政府能力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我国行政改革目的所在。但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能力的提升仍面临不少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腐败现象。本文分析了腐败对政府能力的影响,并寻求相应的对策。     

浅析政府腐败的动因及对政府腐败的控制

政府腐败是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政府腐败的程度由推动因素和反推动因素共同决定。控制政府腐败程度的措施是减弱推动因素的作用 ,增强反推动因素的作用     

期权腐败及其治理对策

期权腐败是权力寻租的新变种和衍生物,更具遮蔽性和欺骗性,危害也更烈。这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制度、体制、机制层面的原因。要积极探索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预防和惩治期权腐败的有效途径,努力从源头上不断铲除期权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切实筑牢抵御期权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最大限度地减少期权腐败发生的可能;依法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压缩期权腐败的滋生空间;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辞职后从事经营活动的跟踪监督。     

解读治理腐败的手段

治理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是决定治理腐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治理腐败手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治理腐败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领导力量、法规与制度以及组织机构等,是构成治理腐败综合手段的三种基本手段。不同性质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组合,会形成消极的、超常规的、积极的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手段。要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理手段。     

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体制性腐败的特点,制度上的缺陷为腐败的不断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探讨目前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防治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的严密制度之网,是遏制腐败的一道牢固防线.     

试论治理腐败的逻辑

为了选择有效治理腐败的方法,首先要解决针对有效治理腐败的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各国普遍使用的“治理腐败逻辑”有三种:一是减少介入腐败的机会;二是提高介入腐败的代价;三是增强腐败免疫力。这三种逻辑及其策略均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只有综合运用三种逻辑及其策略,才能有效治理腐败。     

政府上网与政府形象重塑

政府上网是政府对信息技术浪潮顺应的结果 ,为政府获取特定支持提供了便利 ,给政府形象重塑带来重要机遇。政府的廉正形象、民主形象、服务形象、经济形象和容纳形象 ,是各国运用政府上网的契机重塑形象的主要内容     

编辑腐败及治理

学术腐败问题中的编辑个体腐败不容忽视,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编辑腐败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指出治理编辑腐败的对策。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政党腐败及其治理

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成果。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削弱,导致了西方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强势崛起,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向执政党施加压力,以期将集团的利益诉求通过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合法化。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媾和促成了权力与利益的互换,政党腐败滋生,腐蚀和瓦解着当前政治体制,耗竭政党的社会基础与执政资源,威胁政党政治的生命。为此,只有完善政党与利益集团自身的组织规范,实现对政党权力的约束;改变单一的政党经费筹集方式,增强竞选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建立开放与多元竞争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利益均衡,构筑明确的权力与利益边界,才能重构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消减政党与利益集团的不正当交易,遏制腐败的发生。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网络化治理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程序性工具.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解读韩国政府治理腐败方略

韩国政府的反腐历史可分为渐进式治理、冲击式治理、试图转换治理方略和综合治理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反腐方略的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用"渐进式"或"冲击式"治理方略,都无法有效地防治腐败.为了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的反腐有必要从以打击腐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方略,转变为以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方略.     

论政治廉洁与腐败治理

在我国若要廉洁政治和治理腐败就必须确保党对国家领导权实现的方式科学化与法治化 ,并将其与国家职能实现的三维权力实施剥离 ;还须确保国家机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独立化与效率性 ;对权力行为监督必须体现为严谨性与社会化 ,实效性与制度化 ;政治廉洁还必须在于干部选拔任用上的严格化和唯贤而举 ,治理腐败必须从严治党与从严治吏相结合。如此 ,廉洁政治与治理腐败才能最大程度收到实效     

详论“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与权力或政治密切相关,其危害性不可忽视,但又不宜纳入法制领域进行防治.唯有提高语言自觉意识、正当使用话语权、确保大众言论自由和增强语言规范意识,才能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防止“语言腐败”怪胎的产生.     

家族式腐败的生成逻辑及其治理路径

近些年来,家族式腐败成为我国各种腐败行为中的典型类型,其危害巨大,影响极其恶劣。根据家族式腐败呈现出的特征,可将其分为共同受贿、权力荫庇、期权投资、编织网络等四种模式。从成因上看,家族式腐败是权力、心理、亲情、制度四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通过涵育廉洁家风、强化权力监督、管理利益冲突、完善廉政制度等途径,对家族式腐败进行有效治理。     

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的传染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金融腐败、金融风险形势依然复杂,如何做好金融反腐和金融风险处置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厘清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和传染机制,是金融反腐和金融风险处置有效衔接、一体化推进的前提条件。一般认为,金融领域的腐败与风险在表现形式、内在原因、治理策略方面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进而表现为在金融风险分析中缺乏对金融腐败的关注,而在金融反腐中又对其可能引发的风险处置问题有所忽略。为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探究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揭示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之间的传染机制,在破除“金融精英论”、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背景下提出治理对策。     

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来,腐败(本文专指“官员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就中国而言,处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自然成为突出问题。于是,有必要认真分析腐败的成因,以便弄清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治理腐败。为了简便,本文仅分析官员的经济腐败。在此基础上,对于官员的政治腐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