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

科技人才一体化是整合长三角创新资源的重要举措,是解决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基于2010-2017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科技人才数据,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长三角科技人才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长三角科技人才空间关联网络密度逐年提升,科技人才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其中上海是"溢出板块",江苏和浙江为"中介板块",安徽则是"受益板块";(2)科技人才关联方向由邻近城市指向性为主逐渐转变为中心城市指向性为主,多中心特征初步显现,且省级行政壁垒的制约性越来越小;(3)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和合肥等五个城市辐射范围基本覆盖长三角所有区域,且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桥梁"作用;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各城市的科技人才关联从东到西呈现"核心—半核心—边缘"态势,并且科技人才的动力传递具有梯度推移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推进长三角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旨在推进区域科技人才资源的共享,使得科技人才在流动中释放创新动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发展路径——以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为视角

我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众多且性质特殊,为促使其得到有效发展,真正发挥令国民牢记历史、传承文化精神的价值,有必要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通过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角度来探讨其发展路径。为此,文章对考虑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发展路径进行研究。选取全国不同地区的一些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近三年的百度指数数据,计算各景区每个星期、每个月份、每年的关注度平均值,获取关注度周时段分布趋势、月时段分布趋势、年时段分布趋势。通过Arc GIS10.3中的Measuring Geographic Distributions工具对各景区的关注度进行分析。根据网络关注度时间分布演变研究结果与空间分布演变研究结果针对性提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有效发展路径。发展路径包括:营销时不仅要考虑季节性差异,还要考虑月度差异以及节假日因素,综合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自身因素,有差别地分配营销资源。政府需要发挥其引领与保障作用,实施一些惠民便民的举措,努力激发群众的二次消费潜力,实现保障充足、核心有力、基础先行这三个层面的互通互联。借助大数据、互联网以及实体平台积极创新红色景区的营销手段,明晰红色旅游的客源分布,实施精准化营...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研究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子系统,是关于企业财务权力配置、财务控制、财务监督和财务激励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较高的财务治理质量不仅能够合理配置各财务主体的权责利,有效监督财务行为,还能适当激励财务主体,是公司正常运行的关键保障。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但大多数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处于不及格区间,财务治理质量令人担忧。具体而言,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水平较高,但财务治理指数的区域间差异不明显;金融保险业、传播文化业和运输仓储业的财务治理水平较高,而制造业的财务治理水平普遍较低;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明显高于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较高。     

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的构建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落实也在基层。县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完整的微观单元,构建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对于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梳理已有治理评估的相关研究,以县域善治为价值导向,以提高县域治理效能为目标,在体现县域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凸显县域社会治理特征的基础上,确定社会管理、政社共治、社会自主治理和科技支撑为评估县域社会治理成效的4个维度,构建了包含11项一级指标,24项二级指标的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本指数模型有助于综合、科学评价县域社会治理情况,明确县域社会治理发展方向,推进县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轨迹及特征研究

绿色发展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文章以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2010—2020年的绿色发展效率,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揭示其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呈先降后升的浅"V"型趋势,分地区看,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2)核密度曲线由左侧"单峰"分布逐渐转向"M"型双峰分布,高低值各自聚集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显现;(3)绿色发展效率重心逐渐向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迁移,经度变化范围大于纬度变化范围,波动范围随时间迁移均愈发扩大,东西区域不平衡性较为突出。鉴于此,文章提出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发展、畅通区域之间协调联动、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等政策建议,以助推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绿色发展转型。     

安徽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基于Theil指数的研究

以重新划分的安徽四大经济区域为考察的地理单元,采用可分解的Theil指数定量评价了1996—2011年四大经济区域间以及区域内的经济差异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安徽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呈现逐步扩大趋势,其中区域内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平均达66%以上。从区域间差异来看,皖江经济区对安徽区域经济差异贡献最大,皖北经济区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反而降低了安徽区域经济不平衡性;从区域内差异来看,皖中经济区各市经济水平高低不一,区域内经济差异较大,而皖南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反映区域经济分离状况的Separation指数也表明安徽区域经济分离趋异明显,空间极化也越来越强。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安徽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中国区域人才政策的量化评价与时空演变

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城市人才政策的视角,在“多地区—多政策”模式下政策量化的标准制定及流程与量化评价体系设计等方面开展探索性研究,并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级市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刻画,中国地级市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2—2011年为探索起步期,2012—2015年为快速发展期,2016—2018年为无序竞争期,2019年至今为降温退坡期。政策得分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征明显,但趋势已经有所改变。区域间的无序竞争和政策趋同现象严重,人才引进和使用需求定位亦不明确。“重招引、轻培育”的人才“焯水”现象严重,同时,对所引育人才的配套措施完备性上存在欠缺。据此,建议加强东西部、南北方人社协作,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依托城市资源禀赋,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制定更具针对性与差异化的人才政策;改变重引轻用的政策导向,围绕各具体环节制定,形成“引育留用”前后贯通的完整政策链条。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基于四川省的实证分析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简称“两化”）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基于协同论观点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互作机理,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5—2015年四川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从时空演变角度分析四川省“两化”协调发展态势。结果表明：从时序角度而言,四川省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出递增态势,但农业现代化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的形势依然严峻,全省“两化”关系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从空间角度而言,四川省“两化”协调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且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等影响,各地“两化”的协调度演进趋势各异。要深入推进四川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必须进一步夯实农业发展基础、重视区域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健全城乡良性合作机制和大力提升城镇化内涵的质量。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缘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充分显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同时,由于中国区域治理处于发展阶段,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政治生态加以改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格局,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其次,通过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间关系,减少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法治环境.再次,进一步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探寻区域公共治理中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化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结合.     

基于数字生态视角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数据成为全球竞争的关键资源,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是新时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应兼顾数据要素的发展与安全,以促进数据流通交易为首要目标,不断提升市场发展水平。文章结合数字生态理论,把数据要素市场视作有机整体,将数据要素市场治理嵌入市场的发展与建设之中,提出“保安全、重发展、促创新”的治理原则,进而从市场的制度环境、流通机制和发展活力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对策建议。     

中国—东盟视阈下广西跨境河流全面整合生态治理体系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广西与越南边境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但随之广西跨境河流面临治理难度大、污染事件有所增加、污染源类型日益多样化、污染流域逐渐扩大、监管机构及人员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主权归属问题、公共物品因素、合作治理机制缺失等导致。对此,有必要构建广西跨境河流全面整合生态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可从治理理念、法律体系与资源支持方面,以及体制机制和管理者方面入手构建。     

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长株潭生态城市建设评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生态城市建设已成为推进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生态城市综合评价指数对长株潭三市进行评价,发现其生态城市建设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水平对生态城市建设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粗放的对外贸易不利于生态城市建设,高水平的FDI引进能对其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必须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从经济的发展、自然的维护和社会的和谐三方面因地制宜进行建设,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来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论生态的社会治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解读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撼动人类生存家园的全球性难题,但是,生态恶化并未因学术理论界的疾呼而得到有效遏制.本文试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社会治理理论解读当代生态热的得失,并时中国的生态治理方案作了初步探讨.提出生态的社会治理是中国走出生态困境的根本路径.     

区域贫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以江西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

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区域贫困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减贫效应,并采用计量模型探究其驱动因素,得到如下结论:2007—2016年片区的贫困人口和发生率呈现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脱贫进程加快,其中2011—2016年片区各县(市、区)减贫幅度和速度绝大多数明显高于全省水平,但贫困程度仍明显高于全省水平;实证结果显示,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作物有效灌溉率、卫生人员比例、医疗床位比例、人均GDP、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对片区减贫具有正向作用,教师负担学生数、中学在校生比例对片区减贫具有负向影响,其中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作物有效灌溉率、卫生人员比例、中学在校生比例、人均GDP、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片区脱贫需加大精准脱贫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区域脱贫攻坚的合作、因地制宜制定脱贫策略、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     

治理能力与社会机会——基于世界治理指标的实证研究

社会机会能够提高人类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成员个人发展质量的提高.社会成员对社会机会的广泛共享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取向,也是政府治理行为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对各国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机会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社会机会的扩大,能够促进全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资本批判及中国方案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分支。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呈现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生产与消费不适应以及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世界性生态危机等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出发,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发展观、"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新时代,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以紧抓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以依靠多元主体共治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平等均衡的国际生态合作等为基本举措。     

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区域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但存在空间异质性。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运用Arc GIS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对区域2010—2020年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采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对区域空间内各地区创新能力与周边地区的空间相关效应进行分析,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对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经济基础、外贸水平、高等教育水平、财政投入以及信息发展水平五个因素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能力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中成都市创新能力一直处于高水平,重庆市创新能力在2020年由之前的较高水平跃升到高水平,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明显;（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内各地区创新能力与周边地区存在空间关联效应;（3）信息发展水平、财政投入、外贸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4）经济基础、高等教育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没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抢抓数字经济战略机遇期、增强高等院校对区域创新的贡献度和构筑开放合作的协同创新体系等...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的时空差异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生态安全是反映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提供生态服务功能大小的重要指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对浙江省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并采用GM(1.1)模型预测了"十三五"期间浙江省的生态压力指数。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超越了其生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生态赤字不断上升,呈现出不可持续的状态;现阶段整体生态安全等级为较不安全,"十三五"期间将会转变为极不安全状态;同时,浙江省各城市之间生态安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杭州市生态资源环境处于较安全状态,宁波、绍兴、温州、台州、舟山等地市生态资源环境已经处于不安全和极不安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