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甘青藏族地区基层社会诉讼机制及其特点

晚清甘青藏族地区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基本遵循呈控受理、证据认定、调解评议、审讯具结、敦促执行等主要程序,体现了与内地诉讼机制相类似的一般程式。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基于对甘青藏族地区特殊社会生态与土俗民情的现实考量,清政府贯彻“因俗而治”的施政理念,在律例规程、法律适用、审理判决等方面注重变通协调与灵活处理。在官方、部落、寺院等多种权力的博弈、让渡与重新分配中,进一步加强了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法律控制,维护了边疆社会稳定,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     

近代甘青藏区度量衡制问题探析

在近代甘青藏区商贸活动中,所使用的度量衡器很复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方面的因素,有外来商帮的因素,也有官府方面的因素.度量衡器的这种混乱状况,给当地商贸经济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状况的存在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当时市场经济体系开始初步发育,但又很不完善的表现,是甘青藏区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自然、人文环境的地区,商品经济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早期阶段.     

甘青藏区城郊失地农民的现状与再就业之路探析

文章认为,甘青藏区在进行卓有成效的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城郊村社的耕地面积日渐萎缩。由于受失地农民缺乏资金运作能力、产业转型意识薄弱、劳动技能较差,加之政府缺乏统一的引导和扶持,以及村委会缺乏引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的能力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变得愈加艰难,越来越多的城郊失地农民逐渐陷入贫困之中,从而影响到甘青藏区城乡的和谐发展。因此,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还需要靠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扶持,在城镇规划、财政政策、财政机制、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探出一条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道路。     

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村规民约论析

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但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法制建设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坚强保障。甘青藏区地处西部边远贫困地区,这里地势高耸、交通不便、法律供给不足、法律运行成本偏高。所以,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规民约依然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甘青藏区村规民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了清理、修订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思路,以推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川甘青毗邻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新探索

川甘青毗邻藏区属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矛盾多、协调难。同时,该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贫困农牧民参与意识差、参与能力弱、参与机会少、参与形式单一制约了旅游扶贫的效果。本文运用旅游扶贫基本理论框架,梳理了研究区实施旅游扶贫独特价值,结合320户贫困户调研数据及部门座谈中发现的问题,对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行为进行了问题诊断,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关系入手,围绕提升农牧民参与旅游业意识、提高旅游从业服务能力、扩大旅游业的就业机会,促进旅游产业区域间协同等方面,提出优化该地区农户参与式旅游扶贫的具体策略。     

晚清循化厅所辖藏区的部落冲突与演进

晚清时期,循化厅所辖藏区部落关系比较紧张,部落冲突是部落关系的基调.持续冲突造成的安全危机,既导致部落间超越血缘关系地域联盟与寺院核心大联盟的出现,也促使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与升级.由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造成的生存威胁,既是造成部落间冲突的资源基础,同样也是积淀为"部落的道德"的物质基础,为部落关系演变的基本驱动力.     

法治视野下的甘青藏传佛教僧尼社会保障——兼论寺院的社会化管理

藏传佛教僧尼是特殊群体,通过社会保障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体面地生活,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体现,是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材料研究了甘青藏传佛教僧尼医疗和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及其寺院社会化管理实施情况,并简要评析了僧尼社会保障实施的效果。     

晚清《时报》与中国西藏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西方文明在中国创办了许多中文报刊,此后中国就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各种样式的报刊杂志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西藏也与祖国的命运相维系,变成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觊觎的对象。晚清的各类报刊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以各种形式追踪报道关于西藏的重大政治事件,讨论国家治藏方略,及时传达国外关于西藏的信息,为我们了解、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文章以《时报》为个案,论述晚清报纸与中国西藏的关系,从而阐明西藏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晚清广西的自然灾害及赈灾政策

晚清时期,广西几乎无年不灾,且许多年份多灾并发,其中尤以水、旱、蝗灾居多.此种情况与广西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某些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自然灾害的频发危及广西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     

晚清广西城市居民消费探论

城乡居民消费史是广西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本文结合晚清广西城市各阶层居民的收入状况,探析晚清广西城市居民消费所呈现的奢侈与清贫层次分化显著,以及西俗化突出的变革趋向.     

晚清时期科学小说在中国的译介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从晚清开始译介科学小说。由于科学小说服从于晚清"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以及科学小说本身所独有的魅力,它们被译介到中国后立刻风靡全国。本文主要探讨晚清科学小说译介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的译介状况,并进一步探究其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     

晚清与日伪时期乡制的历史变迁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近百年间,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外敌入侵、内部动荡的痛苦中,跨越了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清朝统治者为弥乱固本,维护统治,在不断强化国家权力机构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广大乡村治域的渗透和控制。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通过其扶植的敌伪政权,对东北及其他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的西南边疆重地,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藏内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的精心培植,清朝末年西藏滋生出一股分裂的潜流,这些潜流随着形势的变化日益膨胀,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了晚清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驻藏大臣及其制度到了晚清,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鼎革管理西藏的方式已势在必行。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的遭遇及其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同时也给后人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清前期藏区驻军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清前期出于对藏区统治的需要,朝廷在藏区驻扎了相当数量的军队,驻藏军队的物资来源既有中央政府的调拨,又有军队屯田的自给。军屯既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藏汉民族间的融合,对藏区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加强宗教管理与青海藏区社会稳定

宗教历来在青海藏区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与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藏区的行政、司法乃至日常生活亦与宗教息息相关.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区别对待多元与统一、私人事务的宗教信仰与国家公共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信教群众的人心向背,影响到民族政治行为的趋向和藏区社会稳定.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西学译介的本土化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构成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重要一部分,是这一高潮的前奏曲中一支鲜为人知的强音.他们用中国方言译介的西学具有译介适应本土的特点,考察产生译介本土倾向的根源和译介意图,是探寻其从事西学翻译活动不可忽视的问题.     

略论晚清时期桂东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

晚清时期,桂东南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不仅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对民间信仰风俗产生深刻影响。民众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和破坏感到困惑或无能为力,又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只能寄托于神灵以应对,祈求消灾赐福。因此,民间的岁时节令习俗无不渗透着广大民众对自然灾害的禳除和对人寿年丰的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