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     

数字情感共同体建构中的情感共鸣机理、路径与对策研究——基于数字化媒介时代的国家形象建构分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数字技术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公众情感共鸣的交互渠道、情感预测与情感连接都产生影响,并逐渐搭建起数字情感共同体。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多样的国际风险,数字情感共同体作为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路径,需要从多平台情感连接、深挖故事以作情感载体、多元主体叙事弥补话语权落差等方面重点着手,进而实现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民众情感建构及国家安全维护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建构一种积极和谐的情感共同体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     

论“治理保障型”社会救助模式的构建依据与实现路径——以广东农村扶贫模式演进的历史逻辑为分析文本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扶贫模式的历史逻辑,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三种模式。这三种扶贫模式的实现,是基于三个同质性假设:(1)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具有明显的地域性。(2)通过产业投资,必然能够培育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3)所有的贫困人口都具备正常的劳动能力。这种前提预设,已经不适合目前农村剩余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囿于既有扶贫模式的政策缺陷,结合广东省情,扬弃它们的局限,为之注入新的扶贫绩效评价尺度和创新制度安排,其实现路径是推行治理保障型扶贫模式,以赋予贫困人口主动脱离贫困状态的再生产能力。制度运行机制的实践构建体现为支持性制度变迁与修复性制度变迁的同步供给。     

“智慧信任”:数字革命背景下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新动力——基于贵阳市沙南社区的个案分析

从厚植乡土的农业时代到数字技术的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经历从"熟人圈子"到"陌生分化"的演变过程,社会信任模式也从简单人际信任走向数字技术信任。新时期,传统信任模式在信息社会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数字化技术的智慧治理情景下,融时代性与传统特色为一体的"智慧信任"模式方兴未艾,日益渗透于基层社会各项治理事务中,并逐渐塑造着基层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新关系。"智慧信任"生动体现了基层社会关系新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以技术理性为支撑、以信任重建为导向、以价值整合为归属的内在运行特征。作为一种新兴信任形态,"智慧信任"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有效推动着新型社会治理文化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和完善。     

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多中心治理何以失效？职责消解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初探——基于H市三个“靠煤吃水”村庄的案例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着力点,也关乎着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因此,深入探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生成机制有利于澄清学界认识并推进政府决策。通过对H市三个“靠煤吃水”的村庄长期陷入饮用水困境的剖析,可以发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学者们所推崇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治理绩效,相反却由于多主体参与供给,造成了各自应有职能与公共责任难以有效发挥,并且逐渐消解的结果,即出现了“职责消解”的现象。这一现象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职能漂移、国有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流失、村两委“代理”偏离和农民沦为“旁观者”的情形,从而表明多中心治理在我国现实场域下所面临的失效危机。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基于河南省G县的两个案例分析

河南省G县的两个公共品供给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可以从中探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自来水供给陷入困境,生活垃圾治理取得成功,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生活垃圾治理充分利用乡村组织体系,市场力量可以与之有效对接;而自来水供给缺乏乡村组织支持,无法克服公共品供给中的各种管理难题。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乡村组织体系可以起到动员、解释、说服、奖励、惩罚等作用,承担了一种“类执法”功能,这是市场力量难以做到的。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可能对“类执法”功能构成替代,但只能在电力供应等部分公共品供给中实现,在农田水利等另外一些公共品供给中,则因技术能力、财政能力缺乏而无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类型多样,性质各有不同,合适的供给模式取决于众多因素,但多数公共品供给依赖乡村组织发挥“类执法”功能。     

从“上墙”到“落地”:村规民约效力实现机理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村规民约是我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规范,但在部分地区仍存在形式化和虚置化问题,未能从“上墙”走向“落地”。本文基于制度要素和制度嵌入理论,构建了整合式分析框架,对H村和X村两个案例进行比较,探究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是否具备相应的制度要素,并与外部社会网络相嵌合,是影响两村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重要因素。基于两村的案例比较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实现提供了有益启示：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应当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度要素和实施机制,并推动村规民约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寻求乡村内生性力量的支持,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赡养老人、孝敬父母是我们民族一贯引为自豪的道德规范,也是诸多国人骄于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有学者分别用“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概括西方与中国的代际关系(费孝通,1985c：pp．84-103)：即在西方文化中,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     

理念—行为—绩效:一个分析框架——兼对山东青州南张楼村的案例分析

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构建了理念影响行动进而影响绩效的分析框架,指出个体理念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都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个体绩效和集体绩效,个体理念通过政治机制加总形成集体理念也会对集体绩效产生影响。理念所产生的绩效会对其接受和传播起重要作用。山东青州南张楼村通过以"城乡等值化"为核心理念的巴伐利亚试验推动了村庄的发展和就地城镇化或村镇化的实现。南张楼村的巴伐利亚试验有四个方面的理念影响了村干部和村民的行为,包括城乡等值化、认真制定并严格执行规划、较真精神、环境保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可能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进入城镇,"城乡等值化"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统筹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也应当作为一种理念指导政策制定,从而在不可能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实现"城乡等值化"发展。同时,"理念—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既可以用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理念下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为未来中国落后地区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即通过学习等实现理念更新。     

PPP模式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研究——基于湖北宜都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案例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虽然我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由于基础薄弱,政府投入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必须创新融资模式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文章以湖北宜都市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案例,分析以农村个人参与为特点的PPP融资模式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为解决我国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集难题提供相关建议.     

农村“微腐败”发生的诱因及治理对策——基于全国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农村“微腐败”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借助“主体—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中小样本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权力集中程度和法纪意识是影响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关键因子,而权力集中程度高、横向监督制度失灵、法纪意识薄弱和“官本位”思想则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核心组合条件。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多种组合路径中都包含着权力集中程度条件,即村干部腐败是以权力过于集中为基础。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学习、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是强化农村“微腐败”治理的重要路径。     

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研究——基于对凉州区建设村问卷调查的分析

信任是社会秩序的粘合剂,立足于我国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以某一农村社区为研究场域,以实地调查研究资料为内容,通过对建设村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特殊信任衰退,普遍信任下滑,制度信任模糊。在此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别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体等五个纬度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农村社区中,村民的谋利心理和行为、村民社会流动性的加快、制度供给与执行不力以及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消解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农村社区信任下滑的重要因素。     

城市化中的农村民主选举:制度、方法及影响——对东部1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证观察的一项综合分析

通过对东部1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证观察和问卷调查结果的综合研究,对城市化中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制度安排、方法选择、过程与效果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深入分析了城市化中的农村民主建设现状、村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和需求状况、民主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状况。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安排对乡村治理和村干部的行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增强了农村村民的政治功效感和信任度,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学习并熟悉了相关知识和技术。但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村政治利益集团化"以及民主知识的"民间化现象"等因素将影响到村民自治的实效,降低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     

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比较、问题与对策——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浙江临海、河南邓州、四川成都和广西贵港在探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方面创造了多样化的形式并取得了实际效果。四地创新的不同形式的相同点在于:它们均是问题倒逼型实践创新,都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并依靠多元合力推动。其根本性差异在于:运用权力结构划分法,它们分别属于维持型、融合型、嵌入型和下沉型等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存在制度创新与既有法律制度衔接不够、协商议事低效、协商主体代表性不足以及持续发展动力不强等突出问题。为此,需要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明晰协商议事规则、推动网络协商、培育协商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提升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