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明清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义举

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在大多情形下,对于社会慈善以及救济方面的民生保障都会有各显不同的一套社会机制。人们平日维生会遇到众多难题,贫病之人难于度日,即使一般人家遇上灾荒、瘟疫,都将困顿不堪,如何应对？传统的方法是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宗族组织）倡设义仓、置办义庄（义田）,在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低价出售仓粮。宋代以降,社会上出现了养济院、育婴堂之类的组织,收养孤老和弃婴,到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善堂增多。徽州的社会慈善以及救济保障义举就很普遍,它们属于传统的乡村范式,带有浓烈的宗法社会色彩。     

明清时期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

自古以来 ,中国历代王朝均极为重视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鳏、寡、孤、独之人的生活救助。明清两代 ,与政府的残疾人救助政策相呼应 ,各地士绅从稳定地方社会、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出发 ,纷纷成立救助机构或团体 ,在一定范围内收养残疾孤贫或从物质上提供帮助 ;散处各地的宗族也竭力提倡并尽可能地帮助同族的弱势群体 ,尤其是缺乏生活能力的残疾之人。国家、社会、宗族与家庭一起 ,共同构筑了一个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明清时期庐山佛教寺院经济探析

明清时期,庐山众多佛教寺庙在山区广泛发展寺院经济.寺院经济的扩张往往导致地区土地兼并加剧,寺庙通过租佃关系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地方百姓,对其生计造成一定程度的挤迫,因而时常引发社会冲突.但当寺庙衰落时,其田产又往往遭到地方百姓的侵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山区大量土地的开发经营常常是在寺庙与地方百姓的交替掌控中不断展开的.     

“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地方上大姓富室的存在与稳定培育,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自然有助于地方富户的培育,而社会动荡与王朝统治变更之际,尤能显现出富户阶层的特殊意义。"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富民乃国家元气所关,"安富以保贫",使富民不苦于为国家供应,而贫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赖,这种意见,代表了明清社会中主流阶层的基本认识。但就总体而言,富户阶层的能动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对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国家,明显处于被控制与调配的地位。明清两代政府在推行一些"保富"政策的同时,还有限制富户某些活动的具体措施,并不是单纯地任由富户干预乡村和城镇的管理事务。而且,本富为上、末富为次的观念,在当时仍是普遍的。     

海口地区汉族8项遗传学指标的研究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首次调查了海口地区汉族865例(男527例,女338例)8项遗传学指标(上眼睑皱褶、门齿类型、鼻梁侧面观、鼻孔形状、下颏突出度、耳垂类型、前额发际、发形),探讨了遗传特征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性及特征间的相关关系.     

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层社会管理是一项关乎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课题。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基层社会管理更应受到重视。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对此进行了回顾、总结与评析 ,指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既有总体性的研究 ,又有具体实证性的研究 ,如基层社会行政设置的研究、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研究、定居社会与流动社会基层管理的研究以及全局研究与地域研究等。同时本文亦试图寻求该领域研究尚存在的缺陷 ,并尝试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异军突起的徽商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后,积极支持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美德,而且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获利的空间,形成了徽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在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州县行政既很成熟,又较复杂.本文以县衙的考察为中心,扼要地分析了其内部建构与外在表征在明清两代的若干变化侧面,进而论述县衙与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当世民众心目中的感觉与评判,并藉此透视州县行政与社会关系的地区差异和时代变迁,从而对帝国后期的州县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判.     

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清官学的管理

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儒学,并对教育教学、科举考试、教育人员诸方面加强管理,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但客观上却在该地区推行了儒家文化,培养了大批人才,改变了风俗习惯。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文教为先、日渐月化的民族教育政策,促进了该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融合。     

水资源社区自主管理的历史考察——以明清晋陕地区为例

面对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明清地方政府在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强力收缩,晋陕地区水资源呈现出社区自主管理的特点。以乡绅阶层为核心力量的民间水利组织,逐渐承担起水资源管理的任务。他们依靠一系列建立在用水惯例、传统伦理道德和国家水法基础上的水利规约,形成了和谐的用水秩序,保障了社区整体的用水安全,其管理成效具体体现在小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水利纠纷的妥善处理等方面。但是,受监督体制的缺失和狭隘的局部用水观念的影响,作为领导核心力量的乡绅阶层在水管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腐败、渎职等问题,同时,农民阶层对水管理参与权的缺失,也使得这种自主管理的民主性是有限度的。     

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明清时期黄河水患 的发生情况、原因、后果、对未来黄河形势的展 望进行论述分析,认为明清时期黄河水患严重的原因主要是其时黄河中游流域黄土高原地区 的森林草原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造成严重水土流失,使中游支流挟带泥沙骤然增多所致 。而水患严重又使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章对近几年来黄河断流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改 变这种现状,黄河的重新改道或是在地球上消失都将不再是危言耸听。     

海口地区汉族7项不对称行为特征的研究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首次调查了海口地区汉族865例(男527例,女338例)7项人类学不对称行为特征(包括利手、扣手、交叉臂、利足、交叉腿、起步类型、优势眼),探讨了不对称行为特征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性及特征间的相关关系.     

明清时期宁夏河渠的开发与管理初探

宁夏地处亚洲腹地,地势高且干旱少雨,气候条件远逊内地。自古河渠的修浚与管理状况不仅决定着宁夏农业经济的发展规模,实则对整个宁夏之经济社会面貌起决定作用。明清两代,宁夏河渠之发展远承秦汉唐宋,而多有开发。河渠网络形成与地理布局的扩大,使当时农业在宁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立与发展。明清两代河渠的开发与管理对后世乃至现代宁夏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清会馆的社会基础

明清会馆是本土社会在自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民间同乡组织.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其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不断强化的地域乡情观念,为会馆创设提供了情感动力、 认同基础和维系纽带;二、 科举盛行和商业经济发展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为会馆创建和服务提供了主体即流寓人口;三、 政府的认可,确保会馆作为民间组织能够合法地生存和发展.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是明清会馆大规模长期存续的深层根源.     

明清闽西南地区客家人的经济变迁

明清时期,闽西南地区因为客家人的迁入与奋斗,社会经济面貌有较大变化。粮食生产方面不但因水渠的兴修而使产量增加,而且出现了多种粮食作物和一年多熟稻米。经济作物方面有茶叶、烟草和蓝靛等种植。手工业发展兴盛,有制茶叶、制糖业、制烟业、纺织业、陶瓷业和冶炼业等。同时,商业亦取得一定程度发展,不但本地圩市发达,而且外向贸易有大量增长,形成一定的贸易网络和经营管理模式。     

试论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完善与强化

按照十七大报告精神,不断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提高政府社会管理效能,是摆在当前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目前地方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就业等方面。对此,地方政府需要创新社会管理理念,转变社会管理模式,教育和培训社会管理人,并且改革地方政府的各项制度,从而完善与强化社会管理职能。     

论明清福建地区的一般租佃制

本文通过对160件明清福建地区一般租佃契及43件乾隆刑科题本案例的计量分析,阐述了明清福建地区普遍存在的一般租佃关系的发展变化。文章认为,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一般租佃制继承了宋元时期的基本特征,但也有较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定额租代替分成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地租形态,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货币租,稳定的佃权崭露头角,业佃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