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学"的流行性艺术素质

“革命文学”之所以在1920年代后期广为流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采用了为广大读者熟悉并喜爱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其艺术素质隐含着一定的流行态势。“革命文学”的独特叙事方式,缩短了读者与作家及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而它在题材上呈现出的“故事类型”化特点,以及局部细节描写上的“套式”形态,都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此外,传统的人物描写手法以及语言的简单易懂,又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广泛流行。     

如淳"更三品"说驳议

如淳“更三品”说对汉代力役制度作了注释。由于他在分类上将属概念(卒更)与种概念(践更、过更)对等并列,在概念使用上将纳更赋者视为践更,同时又将所谓“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视为过更,从而造成很大混乱。如淳所谓的“戍边三日”之制,既无理论上的合理性也无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从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看,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淳所谓的“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也与汉代复除制度不合。汉代不存在虽丞相子也要承担之役。     

残缺人性的完美展示——浅析萧平"文革"题材小说

著名作家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独具特色,完美地展示了那一特殊时期的人性的残缺。这种完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真实感受的抒写,将扭曲的人性艺术地、淋漓尽致地呈示出来,在残缺中绽放了美丽;二是用“爱”来疗救、弥补残缺的人性,最终使人性走向完美。作品在反思批判历史、揭露残缺人性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美与爱的存在,这也是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的最大魅力所在。     

张载哲学中的"体"与"本体"范畴

“体”或“本体”是张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张载通过“体”与“本体”,从不同的层面规定“气”范畴,论释自己认定的事物本原,建构自己的哲学系统。在张载的著作中,“体”与“本体”的范畴的意蕴并不完全相同,需要深入地解读与辨析;这种解读与辨析,既需要注意张载著作中“体”与“本体”范畴出现时的语言环境,又需要注意张载建构其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与理论追求。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对张载哲学中的“体”与“本体”范畴的误读与误释,从而正确地论定张载哲学的旨趣与价值。     

成都洛带客家方言"子"尾的用法研究

“子”尾在洛带客家方言中很活跃,本文对“子”尾在名词、形容词和量词中的用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子”尾作为词缀构成了很多不同于普通话的名词,在少数名词中明显地体现出小称的意义;在形容词中或作为词缀构词,或作为形容词生动形式的一部分,往往表示量增加了一点儿或程度超过了一点儿的意义,大都表示或喜爱或不如意的附加色彩;在量词中也可以作为词缀构词,还表示量少的意义。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对当前子女教育中"父亲缺位"现象的思考

文章主要阐述了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缺位"现象及其孩子患上"缺乏父爱综合症"的原因.同时从相反角度阐述了"父亲在位"有利于子女的健康发展,且不易患上"缺乏父爱综合症".作者在介绍了国外父亲参与子女教育的举措后,针对我国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缺位"现象提出了一些适宜的建议.     

从认知视角探析日汉"ている"持续相

认知语言学重视语言的人文因素,将语言与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在语言上实现人文合一提供了理论依据。选取日语中的补助动词“ている”为对象,从认知视角出发,揭示补助动词“ている”的意义,是根据所连接动词类型不同而不同的过程;将其所有的概念加以归纳统一为“持续相”,对其具有的各种意义进行归纳和解释,可对补助动词“ている”的研究及日汉比较引出一个新的观察点和一种较新的分析方法。     

三峡库区"城市农民"现象调查分析

三峡库区移民加速了库区城镇化速度,但由于移民的特殊性使其在市民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之库区产业化发展不足,非农就业岗位缺少,社会重视不够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在库区城镇产生了新的社会现象“城市农民”。“城市农民”现象的出现是需要我们思索和解决的。     

浅论家庭教育中的"父亲缺位"现象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家庭教育中的"父亲缺位"现象已成为研究的热点.文章主要阐述了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缺位"现象及其影响,在分析其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适宜的建议.     

"房间"、"酒吧"与"街道"--由空间符码看90年代末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变化

从写作中空间符码的角度探讨女性文学在9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变化的表现、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从“房间”经验写作到“酒吧”和“街道”经验写作,女性文学的姿态由封闭自足走向开放交流,现实生活的风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小说中,性别话语与性别关系的构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扩展、深化和激活女性文学的同时,也使其面临媚俗的危险。     

唐朝寿王李瑁与皖西关系考索——兼论唐朝"封建"制度的象征性质

唐玄宗李隆基之子寿王李瑁是贵妃杨玉环的前夫,依据中国古代分封制的原则与规律考证,李瑁爵号中的“寿”字是一个地理概念,指唐朝的淮南道寿州,大约相当今天的皖西地区;并进一步考论,与周朝和汉朝时期不同,唐朝的“封建”制度只具有象征性质;且认为,作为寿王妃,杨玉环与皖西存在过一种独特的关系。     

伊拉克战争与"布什原则"的命运

“911”之后,布什政府看到了利用美国军事力量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和美国永久领先地位的机会。新的“布什原则”倡导一个鲁莽的“先发制人战争”和“政权更替”,以清除独裁政权,传播民主。伊拉克是这一原则的最早试验品。由于对伊拉克现实、国际制度权力结构和美国力量范围的错误百出的先入之见,布什原则彻底失败了,并导致美国权势的明显削弱。实际上,布什原则在伊拉克的运用事与愿违,美国的军事力量陷入了一个四面楚歌、代价昂贵的失败事业中。经历了这一宏大野心的失败,布什政府在剩下的两年任期里不得不面对两难选择:或者收拾残局,重建美国的实力;或者面对进一步衰落的前景。     

被弱化的他律机制--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分析

“父亲”形象是余华小说中一个值得研究的亮点。在作品中该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受伤的父亲”和“消失的父亲”两大类型。“受伤”和“消失”两大精神特质彼此交叉 ,集中表现出“父亲”这个他律机制被弱化。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

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可以发现,在论争中由冯雪峰拟稿的鲁迅的几篇文章中,冯雪峰与鲁迅二人所隐含的不同意指。这些文本既反映了冯雪峰由反“左”亦反“右”到反“左”而不提反“右”的策略性调整,同时也蕴含着鲁迅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的深层焦虑。这一焦虑集中在什么是左翼立场的问题上。鲁迅始终注意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鸣鞭主义”的愤怒抨击,强调将左翼运动中的“人民大众”立场作为其党派立场的最终指向。     

论"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现代困境

“九叶”诗派分化与聚合的现代困境,揭示出了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回归学术本位的艰难与困厄。《中国新诗》从备受责难与内部分裂的《诗创造》独立出来后,促成了“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最终形成,但随着“希望”而来的仍是痛苦的守候与再守候。在无地自由的生存困境中,自由知识分子拥有的“丰富”都只是“丰富的痛苦”。     

杂剧亚脚色"哮"、"郑"、"偌"考

文章首先界定“亚脚色”的概念,梳理有关“哮”、“郑”、“偌”诸种亚脚色研究的学术史,通过文献以及民间俗语的研究,证明此类脚色专称皆为伶人用语,“哮”为“醋大”之义,即戏曲中所谓酸丁,“郑”的含义即“道人”,“偌”即杂扮艺人,意即模仿、相似,也即伶人所谓“似象”。     

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于汉语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文学创作界对于衔接汉语传统的努力,实际上昭示着人们对于现代汉语中“恶性西化”的不满和批评,昭示着文化界对于汉语精神的深刻醒悟和孜孜追求。“汉语精神”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和过程。提倡“汉语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西化”,而是要提倡“善性西化”,反对“恶性西化”,其核心是处理好现代性与古典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中华性与西方性的关系。     

乌托邦式爱情的祭品——论《伤逝》中的子君简

《伤逝》是鲁迅先生生平惟一一篇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涓生和子君追求恋爱与婚姻自由,最终的结局却是子君遭涓生抛弃,回到父亲家中后悲惨死去。由于时代、经济、人物性格和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注定这是一场必然走向幻灭的乌托邦式爱情,子君沦为这场爱情悲剧的祭品。     

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