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动性叙述

意动叙述,包括预言、祈求、说服、誓言、诺言等,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叙述体裁。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讨论过意动,但是都局限于语言学,如邦威尼斯特的祈使句理论、奥斯汀的以言成事论、雅克布森的意动性论。意动叙述不仅讲述一个在未来会发生的事件,而且是说服接收者去采取某种行动。迄今没有叙述学者讨论过这类叙述,本文第一次把意动概念应用于广义叙述的分类和研究,总结出意动叙述的形式特征和本质。     

上古歌舞艺术对仪式戏剧形态的塑造——兼论民间艺术的审美转向

上古歌舞艺术产生于人们祭祀的需要。巫作为其主导者,惯常通过扮演神灵来实现通神的目的,这一方式流变到仪式戏剧中,扮演者则成为戏剧演员。随着巫觋地位下降,倡优出现,上古歌舞艺术的仪式意味减弱而艺术意味加强,其中逐渐分化出娱乐的色彩,最终呈现出仪式戏剧兼具酬神和娱人的双重性质。在演出空间上,其场域经历了一个由空地到宗庙再到戏台的推进,其中暗含着其仪式审美天-地-人的转化过程。而上古歌舞诗、乐、舞融合一体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从宫廷雅乐到民间百戏的发展过程,也契合了现存仪式戏剧源起和发展的理路。值得注意的是,以仪式戏剧为代表的民间艺术不全是俗气的、鄙陋的,其中包含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意蕴。发掘并认可这一类文化的审美属性和价值,是艺术研究的需要,更是美学转向的需要。     

广告构筑意动性的两种路径

广告的目的在于促销,但广告文本如何实现此目标,未见系统的分析,这也影响了广告创作实践有意识地强化促销性。广告的促销目标须通过文本的意动性来实现。意动性既是广告目标实现的途径,也是广告体裁最重要的属性。广告通过两种途径来构筑意动性,一种是基于具体语句的语力,在文本内强化意动性,增强文本说服接受者行动的能力;另一种是基于体裁的未来叙述,通过增强"代入感"和"参与感",引导受众参与文本的解读,进而过渡到实际的行动。     

颂为"仪式叙述"说

本文立足古今有关颂诗起源及形态的材料,运用人类学及中西比较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颂诗起源于祝祷活动,是用于仪式的赞述之辞,三代仪式以祭祀为主,也舍有巫术、行政、节庆等多种内容,所以仪式叙述辞的内容既有述赞祖先神灵的颂歌,也有叙述宗族历史的"系世"、"故志",以及传授经验的"地志"、"月令"等;颂的主体,则有巫祝、祭司、瞽瞍、史官等多种身份,"表演"方式则有唱有诵,还伴有舞、乐;颂所依附的仪式,集行政、娱乐、教育、审美等功能于一体.     

论歌曲的意动性与互动性

歌曲是一种典型的意动性文化体裁。它的起源与发生,充满了意动性的品质。歌曲符号意义的实现在于歌众的传唱实践。歌曲不仅是歌众对文本做出的自我表达,也是歌众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它的意动表意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可以称之为无限意动。歌曲的这种意动性质造成社会交往的互相意动,互相影响,也即歌曲的互动性。歌曲依靠其意动性和互动性,建立起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共同主体关系,成为共同主体性的实践典型。     

"呼图克沁"的仪式戏剧定位

至今对“呼图克沁”的性质尚缺乏一个公认的学术定位,各种观点和说法并存,虽然这种现象十分正常,有利于对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长时间地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也不利于学术交流和对话。从仪式戏剧的虚拟性、象征性等特征来看,“呼图克沁”的性质应该属于仪式戏剧的范畴。     

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兼论后现代元小说的叙述视角

小说的叙述视角决定了读者对视角人物的同情,并进一步由同情而产生认同效果,即读者通过与某种主体立场完全合一而投射自身的身份、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叙述视角由此超出了形式技巧的范畴,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后现代元小说叙述者破坏性介入的全知视角解构了小说的真实性,从而使主体性的投射没有了依托,并进一步揭露了传统小说通过视角运用而对读者实施的意识形态掌控,从而指向了后现代意识形态的运作。     

当代戏剧中叙述进程的几种新方式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直至20世纪初期,情节,即舞台上演出事件的组织一直被认为是戏剧的支柱.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戏剧情节的重要性已在后现代及其他反现实主义剧作家的手中被系统地蚕食或改变了,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作,把情节或边缘化,或置换掉,或戏仿掉.最近,几个实验派作家更是对情节的概念进行了更为激进和颠覆性的处理,不仅导致对情节这一概念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价,而且也对其性质与功能进行了质疑.本文以具体文本为例,探讨了三种特别复杂有趣的情节安排.     

戏剧仪式的跨界想象——基于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论述

为了回应后学的“理论终结说”与“戏剧衰退论”,伊瑟尔在文学人类学视阈下,重述虚构与想象在文本游戏中的相互作用,并且绘制其历史流变的美学图谱,进而搭建主体间性交往诗学的理论框架。伊瑟尔藉由转换问题的提问方式,达到如下双重目的：一是阐释早期接受美学所遗存之“何为戏剧”与“戏剧何为”的不解之间,二是呈现公共观演空间中身心一体的戏剧交往。     

意境叙述:中国古典戏剧民族化叙事策略

意境叙述是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学叙述民族特质的叙述策略。中国古典戏剧因其较强的抒情性和写意性而更鲜明地呈现着意境叙述"事因意用、意溢事外"的特征。古典戏剧意境叙述策略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曲白及辅助性的表演提示文字组构而成的有别于本色化的表意故事形态;角色担当的双重身份(自身与作者)全知叙述者的表意叙事功能;"随意而赋形"的叙事时间与空间调控手段。古典戏剧意境叙述策略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叙事化、审美化体现。     

从古老治疗仪式到当代戏剧治疗

作为当代探索戏剧实践的戏剧治疗继承了古老治疗仪式的传统,致力于成为当代人的精神仪式。时代语境的变迁使戏剧治疗呈现出与古老治疗仪式不同的特色:第一,表演者的身份发生变化,由治疗仪式中的巫士转变为戏剧治疗中的被治疗者;第二,治疗性表演空间的性质发生变化,由神圣空间转变为游戏空间。这两点变化说明,在信仰失落的当代社会,戏剧治疗不再将治疗的希望寄托于神圣信仰,而试图发掘每个人的行动力,使其与自身的精神性存在取得联结,完成英雄转化之旅。     

民间仪式戏剧的传播学解读——以云南大理石龙村白族乡戏为例

仪式戏剧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仪式的展演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伴随着信息交流的传播现象,石龙村的乡戏不仅是地方戏曲艺术形式的重要起源,同时还是乡村仪式的典型的代表.本文以石龙"乡戏"为个案,在对石龙"乡戏"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对石龙"乡戏"的传播要素、传播特征、传播模式和传播启示等方面逐一作了探讨.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无名”的叙述:当代新闻话语的符号学分析

新闻的文本身份是由媒体机构决定的,新闻叙述往往呈现出“非个人化”风格,特定的媒体机构是其叙述文本共同的“普遍隐含作者”。渗透在新闻文本中的一系列“元符号”,彰显出群体性的主体意识,传达出特定媒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常规化和标准化叙述依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且阻碍了新闻话语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由新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受众参与,多样化的“小叙事”加入到与新闻机构“标准叙述”的竞争中,传统新闻业的边界趋向消解。与“强编码”的标准化新闻叙述相比,大众新闻遵循“弱编码”的路径,生成了更具个性的新闻话语。“强编码”与“弱编码”新闻的功能产生了明显分野：前者更多地指向现实认知,而后者则主要诉诸人的情感与审美。“弱编码”新闻消解了“强编码”新闻的标准化叙述霸权,有效地拓展了新闻的功能。     

叙述分层的符号学考察

叙述分层是小说叙述学经常讨论的课题,但是问题的真正解决,却需要进入符号叙述学.一旦叙述文本的载体,从记录性媒介文字,转换成演示性媒介,即戏剧、电影、游戏,此时哪怕故事依旧,叙述分层的机制也会发生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卷入的时间状态转换成“现时性”,即叙述与被叙述同时发生.如果分层之间的间隔被冲破,发生了跨层,演出性叙述由于其现时性,会比较自然,而文字叙述反而会出现无法解释的悖论.     

作为戏剧人的加缪

２００１年４月中旬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声音的电话，说是加缪剧作《卡利古拉》即将搬上舞台，剧组几经周折，才算同我这译者联系上。我的确深感意外，因为他们策划多时，排练也一月有余，而我却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就是译本也绝版已久，不见得比译者更好寻觅。译本以《正义者》为集名，选译了加缪的剧作三种，纳入柳鸣九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的首批，于１９８６年由漓江出版社推出。在我国出版界始终轻视戏剧作品的大环境中，加缪戏剧选译本纳入丛书（单独出书是不可能的）出版，就实属不易了，我自然不会指望没有搬演外国…     

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

祠堂画像最小的叙述形式为"叙述单元",不同的"叙述单元"构成不同的"叙述模块".各叙述模块在叙事意义上既具有独立性又构成联系,形成了"同构"的叙述状态和"连续"的叙事形式,并构成祠堂画像之"叙述整体"即立体叙述空间.祠堂画像各叙述模块既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空间延伸,也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叙述延展,每一个叙述模块都象征性地表现或展示着墓葬主人具有时间意义的不同的空间存在.祠堂屋顶画像不能简单地以"天上世界"来概括,它是陆地、水中与上天的模糊叙述体.祠堂画像由不同叙述模块所构成的立体叙述空问的构图形式和叙事方式,反映了汉代特定历史时期对生命永恒追求的崇拜和信仰,是这种成熟的崇拜形式和信仰方式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相同和类似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还存于在汉代以"铭旌"为载体的画面构图上.     

论《红高粱》的叙述视角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标志着莫言小说叙述视角的创新:一方面,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由故事外的"我"提供叙述声音进行历史想象,故事内人物"我父亲"从亲历者角度回忆历史,这既对先辈传奇人生及其意义做出了不同的经验处理,又让抗日故事与爱情故事交错展开,凸显先辈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叙述者"我"的现实与叙述焦点"爷爷"、"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建构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