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江苏省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对江苏省农村的问卷调查,建立Probit模型来研究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女性从事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且文化程度越高者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就业;拥有技能的女性通常选择外出就业;配偶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比配偶纯粹务农的女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另外,相比较于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苏中与苏北农村非农产业部门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当地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外出.     

中国分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研究

文章使用1997²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基础核算中国各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CO₂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环境承载压力逐渐增大,但CO₂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正在逐渐下降,表明能源使用效率有所提升。（2）环境要素对产出增长表现出阻碍作用,且东部比中西部更为明显。（3）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稳步上升,中国经济增长正逐渐由资本、劳动、能源和以CO₂排放量为代表的环境容量等要素投入转变为可持续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4）教育投入、自主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外商投资的存在使中国成为实质上的"污染避难所"。     

西部地区农户购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甘肃省62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人类财险甘肃分公司和甘肃省627户农户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资料,就甘肃农户购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农户购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意愿与农民收入水平、种植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和政府对种植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标准等呈显著性正相关,与农户的年龄和受教育年数等相关性不显著。针对甘肃种植业生产风险较高且政策性种植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据影响甘肃农户购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以利于促进甘肃及我国西部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

本文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2005年的数据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自我雇佣部门的收入要显著高于工资性部门,男性、女性从事自我雇佣比工资部门月收入水平分别高出795、890元;自我雇佣与工资部门的收入差距(拉力)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重要因素,并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在其他部门找不到工作(推力)也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因素,但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家庭责任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但影响机理不同,女性是因为家庭尤其是儿童照料的责任选择自我雇佣,男性则是因为生活压力而选择自我雇佣。这些结论呼吁政府制定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劳动力市场公共政策。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

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生活状况。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经受着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低收入农户和中等偏下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对贫困线变动更为敏感,但贫困线的提高更为显著地增加了中等偏下组农户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因贫困人口数量的不同,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其贡献率并不一致。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致贫原因中,地形因素的影响大于民族特征因素。贫困维度分解表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饮水问题而非增收问题。     

新疆贫困地区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000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新疆30个扶贫重点县的3000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的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农户所在社区情况、农户基本特征和具备的能力来看,总体反映出社区情况越恶劣、农户各方面条件和能力越差,越有可能参与扶贫活动的规律,从而验证了扶贫开发所具有的"趋害疏利"的特性;从农户的参与意愿来看,农户对扶贫活动或扶贫项目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参与活动,同时还体现出农户参与愿望与扶贫资源相对有限的矛盾,这也是扶贫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三省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生育决策行为的序次模式的视角出发,将农村一男户和一女户的再生育意愿在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上进行比较,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采集的三省六地"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运用样本选择的Pr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男户和一女户的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没有显著差异,都希望再生一个孩子;二者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一女户更想再生一个男孩,而一男户更有可能想再生一个女孩。中国农村中"一儿一女"的孩子结构诉求仍是主流。理想孩子数量与性别结构、婚育新观念等文化因素显著影响再生育意愿。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北大核心CSSCI

不同代际、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征,从而对北京市有着不同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本文使用定量数据,基于比较视角,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现状、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尽管意愿与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对北京怀有更强的期待;北京市年长流动人口比青年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认同意愿,且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城—城流动人口。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利用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从四个截面考察人口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与健康状况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人口流动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均不同程度刺激、助长了农村居民消费。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适度发展老年产业、规范和鼓励农村人口流动为现时期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农村地区的证据

大量闲置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流动出来 ,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其影响机制是 :　　虽然外出劳动力户的家庭总收入低于非外出劳动力户 ,然而 ,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却要大于非外出劳动力。在影响劳动力外出决定的因素中 ,交通条件的影响并不大 ,而那些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和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 ,更容易外出打工     

户籍类型与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 ——基于Andersen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8年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从户籍改革角度分析户口类型改变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口类型未发生改变的城乡居民相比,户口类型发生过改变(农转非)的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的可能性更高,住院医疗服务支出水平更低。从户籍改革与参保类型交互效应看,相对于户口类型未发生过改变的居民医保参保人群,户口类型发生改变(农转非)会显著提高居民医保参保人群门急诊服务利用,同时降低其住院服务利用。进一步采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户籍改革对提高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降低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发现,直接结算提高了城乡居民门急诊和住院的就诊概率;健康自评状况越差,门急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可能性越高,门急诊医疗支出、住院医疗支出和跨省异地就医支出也越高。本文认为,相对于推行基层分级诊疗制度,以户籍改革推动农村居民自由流入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城镇地区,改革基层卫生院制度,以及改变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激励机制,可能更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研究

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性较差。     

Who moves and who stays? Rural out-migration in Nigeria

Data from th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1993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Survey of Nigeria are used to simultaneously examine the patterns of rural-rural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Nigeria. A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predicts the independent and collec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household, and regional variables and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o rural and urban destinations. Associations between educati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and migration propensities exist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Kanuri-Shua Arabs are generally non-migrants, the Hausa-Fulani and Yoruba are predominantly rural-rural migrants and the Igbo-Ibibio and Urhobo-Isoko-Edo are predominantly ruralurban migrants. Christian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mobile than Muslims. While the highly educated are most likely to choose an urban destination,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migrate to other rural areas. Concern over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s not supported, as rural migrants move to all regions and to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Variations in Infant Mortality in Rural Indi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specifi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fant mortality.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factors at three levels – village, household and individual – and arranges them in ascending order with respect to their proximity to infant mortality. Village and household-level factors are assumed to influence infant mortality indirectly by influencing at least one of the six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The present analysis of the data aggregated at the state level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factors for explaining the observe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fant mortality in rural India. The percentage of births attended by trained medical personnel and poverty, are the two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variations in neo-natal mortality; and the village-level availabil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and the extent of triple vaccination are the two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post-neo-natal mortality. The influence of adult women's literacy on infant mortality is explained by better medical care at birth, and preventive and curative medical care during the post-neo-natal period. Medical factors have been shown to be slightly more important than non-medical factors. This suggests that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reduce the high level of infant mortality currently prevalent in many states in India by simple preventive medical interventions.     

失地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风险的影响分析

文章使用2003～2007年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行为加大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显著低于有地农民的健康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征用农村土地时补偿政策不太合理。只有完善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增强失地农民的收入获取能力,才能提高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关系着中国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本文采用CLDS(2014)调查数据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考虑市民化与健康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使用IV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健康水平。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可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健康有促进作用。从健康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了总体健康、精神健康、活力、生理功能、情感功能和躯体活动功能。从产业角度看,对比第二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第三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说明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健康保护力度不够,应加快产业升级,减少或避免劳动者的危险或重复劳动。个体差异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个体差异的起点(教育程度)和个体差异的终点(收入水平)看,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户籍制度(尤其是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差异)极大地削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和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要想改善转移人口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应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持续对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     

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西北五省为例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农村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扩大内需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基于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研究了西北五省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西北五省农村少儿抚养比和农村老年抚养比均与居民消费呈同向变动关系,有效地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则呈负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