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美国、中国、日本、英国等9国1961～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及人口结构与全球碳排放显著相关。此外,人口城镇化率与碳排放的关系呈倒U形,即在人口城镇化的早期会促进二氧化碳的排放,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扩大则会抑制碳排放;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则具有U形的特点,即在人口老化的初期由于老年人群的消费模式会减少碳排放,但当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后,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增多,以致需要更多的经济活动支持这部分开支,因而会造成碳排放的增加。     

人口与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暖,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必须逐步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基于此,利用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和变参数模型,分析了人口数量和居民消费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二者对碳排放均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从总体来看,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弹性要高于消费对碳排放的弹性,但是近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说明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随着时间波动,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弹性会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并且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依据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减少由人口和消费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从政府单一管理到综合治理——我国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分析

政府单一管理的传统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当今现实。根据社会治理理论,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制范围,扩大市场机制的应用范围和强度;激励公众参与,建立社会制衡机制。在具体的建设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四对关系。     

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并且这些因素对碳排放量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文章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与人口、经济、技术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中人口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双向性,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技术进步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氧化碳排放。另外,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当期经济增长将至少对未来1~3年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以适应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     

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     

人口、消费、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湖南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演进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本文利用STIRPAT扩展模型,对1985—2007年湖南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人口数量、人均消费、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数量、人均消费、城市化和老龄化驱动碳排放增长,而以产业结构表示的技术水平显著地抑制碳排放的增长：在不同阶段,人口数量、人均消费、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人口数量的影响程度逐步降低,而人均消费和人口城市化逐步超过人口数量成为第二和第三驱动力．老龄化是驱动碳排放最主要的因素。针对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化与碳排放量的关系研究——基于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2-2011年中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TIRPAT模型和面板变系数方法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因素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采用城镇化率和城镇化增长率指标对研究城市进行区域划分,具体分析城镇化进程对不同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碳排放有正向作用,城镇化对不同城市碳排量的影响存在差异,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就越小;城镇化发展速度越快,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越大。根据研究结论,对不同城市群,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增长、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以CO2排放为例

基于1978—2007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回归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实证分析了人口增长、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能源强度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总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能源强度与CO2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人口总量对CO2排放量的影响最大,城市化水平其次,人均GDP最小。短期来看,能源强度和人均GDP对CO2排放波动影响较大,而人口总量和城市化水平影响不显著。     

我国家庭动态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人口数量及其增长率常常被认为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往往被忽视。基于此,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人口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并用方差分解法揭示其相互影响程度及差异。结果表明,家庭层面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远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考察人口总量、平均家庭规模以及家庭户变动三者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贡献差异发现,平均家庭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大于家庭户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且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相对于人口总量,以家庭户为视角来研究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中,应当更多倡导推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户模式,家庭减排对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将具有更大的潜力。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研究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居民生活消费的直接与间接能源消耗已超过产业部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运用STIRPAT模型,研究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从人口与消费视角探讨碳排放问题,将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碳减排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提高低碳技术水平、控制人口规模、引导居民消费模式的合理转变将成为控制工业化进程中碳排放的有效手段。     

我国人口-经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联研究

通过全国1995～2008年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口发展状况对比发现,人口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并不呈现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引入经济系统对人口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关联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时期内,人口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更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口和经济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原因,但当滞后期延长,人口和经济系统之间将互为因果,使得人口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将更为复杂。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Popul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the provinces would be calculated from 1995 to 2008.And we compare the province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We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re not a simple correlation.In order to probe the relation,we introduce the economic variable into the research,take advantage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s the main reason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hange.In short run the population growth would impact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and increase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annot be simply attributed to overpopulation,economic growth impact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more strongly.     

人口因素对CO2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人口因素对我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率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主要人口因素,但从影响大小上看,人口数量变化对发达省份CO2排放的影响大于欠发达省份,而人口城市化率则对欠发达省份的CO2排放具有更大的影响;家庭小型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因省而异,对不同省份,要么没有明显的影响,要么可能导致CO2排放量增加;年龄结构目前还不是导致我国CO2排放量变化的主要人口因素;综合比较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对CO2排放的影响大于人口各因素,产业结构对CO2排放的影响小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率,而技术进步与CO2排放的关系则显得模糊。     

The Trade-off Between Poverty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and the Rol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Cross-Country Analysis Using a Novel Indicator

Is it possible for countries to eradicate poverty while also meeting environmental goals? Despite the passage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calling for these issues to be addressed simultaneous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study addresses this gap by proposing a new and composite indicator that integrates measures for both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outcomes (carbon emissions) into a single variable, the carbon intensity of poverty reduction (CIPR). This variable defines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proportional changes of emissions per capita and of the share of the population above the poverty line. In parallel an analytic framework is developed to formulate propositions concerning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 on the CIPR. The propositions are tested empirically using data from 135 countries across a 30-year time period (1981–2012). The findings confirm that the carbon intensity of poverty reduction is heterogeneous across countries. This heterogeneity is partly explained by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found t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IPR up to a certain income level, defined here as a “turning point”. Above that turning point, economic growth increases the CIPR. By contrast, inequality reduction is shown to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IP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analytically and quantitatively linking its three dimensions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nd by employing a composite indicator that directly measures the trade-off between poverty reduction and emission levels across countries.

     

北京市人口经济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一直以来北京的人口问题被认为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因素分解发现,在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因素中,经济规模的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远远强于人口规模的增长。由于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聚集和技术进步,北京人口增长对经济聚集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大于人口增长本身所造成的环境压力,因此,北京人口增长并没有表现出常识所认为的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正相关关系。北京应更多从经济领域入手,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如调整经济结构,挖掘减排潜力以及颁布实施一系列更为严格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来应对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