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劳动技能与改善劳动条件: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路径分析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推动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如何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类型细分,并探索其有效增收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劳动视角进一步探源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困境发现,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内部“共享”机制、人口生物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综合影响农村人口“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造成了部分群体收入低的现状;单一的劳动技能视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收问题,必须促进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劳动对象的结合,在授人以渔的同时,还要确保他们有“捕鱼机会”。基于“劳动技能-劳动条件”结合情况,农村低收入人口类型可以划分为技能不足型、条件不足型以及技能与条件不足型共3种。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在基本保障方面要建设关于体力劳动者的社会保护网,维持基本收入;在能力建设方面要构建基础性和专业性技能并重的人力资本增量体系,促进持续增收;在资产建设方面要实现规模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和谐共进,释放增收潜力;在优化组合方面要实施劳动技能与劳动条件以强带弱的策略,形成增收合力。     

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群体“提低扩中”吗?

提高中低收入农户群体的收入水平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利用CFPS 2018数据,使用基于RIF的ITE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能显著增收,但转入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增收不明显;(2)东部和西部地区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显著;(3)土地流转(尤其是转出)有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优化农户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实证结果稳健地说明农户土地流转对实现农户群体“提低扩中”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西部和东中部欠发达农村地区,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农户流转土地,以增加其兼业和非农收入等政策建议。     

城镇低收入群体状况及原因探析——对南京市低收入群体的调查

通过对南京市6个城区1 793名低收入者的问卷调查及调查数据处理,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这一群体人口构成、收入、消费、就业等方面的状况以及低收入的原因,以期为制定更加切合南京实际的低收入群体增收政策提供依据.     

山西农户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山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对山西农户收入差距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农村教育投资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努力,以逐步缩小山西农户收入差距。     

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政策取向

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数比较大且收入水平低,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经营净收入存在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但增长不稳定,转移净收入占比同样较高但增长空间有限。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稳定增收,要建立惠及低收入人口的乡村产业体系,强化就业帮扶和人力资本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资产的资本化运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改善欠发达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增收环境。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讨

本文分析了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给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强调了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要性,从稳定粮食生产、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强化政府组织领导等六个方面,论述了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措施.     

帮扶模式、帮扶周期、帮扶力度与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中,低收入人群的稳定增收仍是关键。对低收入群体帮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帮扶模式的多样性、时间的持久性与投入的强度等决策是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非对称地影响低收入群体增收。实证研究表明,帮扶模式多样性诱发的复杂利益博弈,造成规模经济效应减少、寻租机会增加、低收入群体增收潜力受损,间接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帮扶持久性易产生帮扶政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刺激低收入群体“等靠要”,激励社会“精英捕获”,进而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帮扶投入强度低弹性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制定政策以应对帮扶模式过度多样化、帮扶持久性失准和帮扶投入失衡问题,重点推行政府代缴新农合、政府代缴新农保、产业帮扶、耕地保护补贴与生计补助等帮扶模式,有效推进乡村振兴顺利实施。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临沂市低收入农户增收脱贫的调查研究

本文在素称"革命老区"的山东省临沂市,对原来被列为省扶贫工作重点的部分乡镇、村,就其低收入农户的增收脱贫问题进行了调查。总结了低收入农户的基本状况及主要特点;分析了农户低收入的原因,提出:1.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不断强化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3.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4.逐步建立完善多方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5.合力营造低收入农户的帮扶平台;6.重视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聚焦低收入群体

低收人群体是当前社会各界十分关 注的焦点,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是各级党和政府当前致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2002年4月,我们就这一问题对安徽省六安市、芜湖市、霍山县和江苏省进行了调研,总体来看,安徽、江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低收入标准也不一样,但低收入群体均占有一定比重,且结构复杂,形成的原因多样,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必须多管齐下。一、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 （一）低收入人口农村较多,城镇低收入者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六安市城镇处于低保线（市区月人均收入低于185元、县城月人     

互联网使用、抚幼负担与家庭收入

[提要]在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等实证策略研究了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在考虑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后,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仍然是显著的。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城市,乡村家庭的抚幼负担对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也更强;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互联网的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在高收入家庭中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大;门槛分析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存在与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扩展分析进一步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会随着家中幼童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倒U型特征。最后提出应着重提升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范围和质量,改善学前儿童照管方面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问题探讨

针对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难的现状,从舟山市特殊的群岛型地理特征出发对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展开详细调查,通过对比分析,比较了高低收入组、渔村居民低收入户与整体渔村居民户收入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找出导致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难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促进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的对策。     

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与促进低收入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前提。目前,中国城乡收入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凸显解决低收入农户快步增收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立足全球减贫实践中存在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争议,尽管转移支付帮扶方案被普遍认为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提升受助群体福利,但国内外学者亦表达了对于此类福利政策负向劳动激励问题的担忧。本文对上述学术争论进行了解析,以中国脱贫攻坚延续至今的各类转移支付政策为案例,基于课题组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剖析了转移支付帮扶资金对于低收入农户家庭的现实作用,为“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争议”提供了中国减贫转移支付政策的经验证据。基于上述分析结果,论文最后探讨了如何优化完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从而有效促进低收入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增收促进机理及政策启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激发农村农业要素资源活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转型,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稳定增长,加快推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深入阐释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增收促进作用机理;从挖掘乡村产业增收潜力、丰富农村居民就业渠道、加快探索农村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措施。     

农村不同收入层次家庭享受型家电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调查样本

为探究农村消费结构的转变,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相关群体、经济环境特征和消费习惯等5个方面共选取14个变量建立Probit模型,对江西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家庭享受型家电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家庭享受型家电购买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具体而言,高收入户享受型家电购买主要受相关群体、经济环境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中等收入户主要受家庭收入来源、文化程度、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而低收入户主要受相关群体、年龄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据此,提出企业进一步开拓江西农村耐用品消费市场的相关对策。     

食品类价格上涨对绍兴市区低收入家庭的影响

针对目前食品类价格上涨过猛,对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影响颇大的现状,从价格上涨、群体构成、家庭生活、负面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并从政策制定、监测监督、宣传疏导、扩大就业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治理转型与路径选择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低收入问题治理成为我国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新命题,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与绝对贫困相比,农村低收入问题具有相对性和多维性等特征,治理上更加强调常态化和差异化。因此对治理模式也有新的要求,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多元化,在治理策略上强调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化治理。为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差异化帮扶机制,在战略衔接层面,应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依托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性帮扶机制;在治理主体层面,处理好个人、政府、社会在三次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帮扶机制;在政策设置层面,依据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群体特点进行分层分类,以收入、劳动能力等多维度衡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帮扶政策。     

典型低收入群体就业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状况是推进就业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低收入群体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低收入群体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就业质量相对较低、就业保障缺乏等方面;第二,到异地就业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第三,低收入群体由于人力资本匮乏,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他们对就业培训服务有很强烈的需求;第四,低收入群体有较强的创业愿望,但是由于金融资本严重不足,他们对银行贷款有强烈的需求。这就是说,我国就业体制改革尚未达到改善低收入群体就业状况的目的。因此,进一步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一是要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工业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二是要健全政府促进就业的保障机制。     

城乡差异视角下医疗保险的隐性福利估值及机制研究——基于CGSS主观幸福感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综合调查(CGSS)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三期截面数据,运用OLS及PSM方法研究医疗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首次运用LSA估值法测算了隐性福利的货币价值。研究发现,医疗保险显著地促进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总体上隐性福利价值约为年收入的24.58%,农村隐性福利提高的幅度高于城镇;但进一步按收入从低到高分组,则发现农村低收入人群的隐性福利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低收入人群就医时仍具有较高家庭负担。据此提出,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或者降低其就医时的门槛,灵活设置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降低其就医负担,才能达到精准健康扶贫和提高其隐性福利的目标。     

积极老龄化：浙江省山区农村“银龄人群“创收和增收问题研究——以余姚市四明山山区为研究对象

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这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当地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又由于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的影响和我国有限的经济实力,农村老年人无法享受类似城镇里大部分的老年人所拥有的退休福利待遇,他们很大程度还是得依靠自身作为其保障。实际上,山区农村的“银龄”群体身体素质相对较好,且勤劳、淳朴,具有丰富的从事农业、手工加工业的经验;随着近些年来农家乐、自驾游以及其他相关绿色产业的飞速发展,如果能结合当地资源,开阔视野,学习和引入先进的发展理念,再给予正确引导和扶助,必将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和潜力可以挖掘,帮助“银龄”群体创收、增收,提高该群体的自我造血能力,从而减少家庭和社会的负担,甚至是为家庭、社会发挥余热和做出新的贡献。本文以余姚四明山区为例,分析研究当地“银龄人群”的创收、增收情况,指出其中存在问题和可借鉴点,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给予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