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藏的“前宏期”和“后宏期”

所谓佛教“前宏期”和“后宏期”,系专指佛教在藏族地区传播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而言。“前宏期”指公元七世纪初叶到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以前期间的佛教(即由佛教在吐蕃本部初传,几经周折,到吐蕃赞普达玛灭佛);“后宏期”一般指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再兴时期,史家一般认为从公元978年伊始。“前宏”和“后宏”的提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中国佛教宗派問題补論

中国佛教宗派的历史,史实复杂,記載纷歧,其真象有待于深入地探討。去岁曾就中国佛教有所謂“十宗”、“十三宗”的問题加以論列,并写了一篇《論中国佛教无“十宗”》,載1962年第3期《哲学研究》。一年以来,在搜集中国隋唐佛教史料时,也留心到宗派問題,有些中国和日本的資料可以作为前文的补证。因此草成本文。主要是提出些資料加以論述,只是讀书札記而不是科学論文。不敢敝箒自珍,提出以供参考。本文拟分下列三部分論述: (甲) 晋唐间流行的佛教经論的一些相关資料(乙) 略論从学派到教派(丙) 日本的一些資料     

太虚法师与“佛教社会主义”

太虚法师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佛教领袖,几十年来,人们对他的评论,大都偏重其佛教革新活动和佛教教义的阐释,很少有人知道他与社会主义还有一段“因缘”,并且曾经参加过中国社会党和组建过“新社会党”。即使近几年出版的太虚传记,也很少提到这一重要史实。笔者认为,太虚早年宣传的“佛教社会主义”,是其佛教救世思     

略论朱子对佛教的超越

朱子对佛教的超越体现在:不仅热爱生活,更要认真应对生活;由佛教“本心”的立场转换到理学“本天”的立场;由禅门的“理障”上升到理学的把物理与虚灵结合起来;承认“情”的积极性价值,提出“四端说”;最终由佛学的“豁然顿悟”上升到理学的“豁然贯通”.朱子的哲学触及佛教的灵魂深处,的确称得上构成中国思想史上放射出异彩的“深造自得之学”.     

王昌龄诗“境”说浅析

“境”字借用到文艺作品中来 ,到唐代较为多见。王昌龄是用得较多且较早的一位。王昌龄诗论中的“境”有的指客观物境 ,有的指内心之境。他在佛教“境”说的影响下 ,提出了“诗有三境”之说。分析了佛教法相宗之“境”说与王昌龄诗“境”说之间的逻辑联系 ,并认为王昌龄在意境论发展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观”：作为一个佛学概念

中国文化从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到从印度传来而后中国化了的佛教,都是以“观”而不是“听”为方法来建构的。就佛教而言,观世音菩萨就是“观”这种方法的化身,而中国佛教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其中的“千眼”乃是象征着佛教多种多样的“观”。虽然在佛教中“观”的方法林林总总,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观”,最终都要归结到“观心”,也就是天台宗所倡导的“观一念心”。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论《俱舍论》对“无我”理论的再诠释

“无我”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契入佛教哲学的关键。世亲在《俱舍论》中分别从五蕴观、因缘观等方面对“无我”思想作了严密、全面的论证,并形成了一套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方法的立体有机的“无我”理论体系。这为研究者深入“无我”理论提供了便捷的入口,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面对佛教史的一段沉思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相传佛教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由古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悉达多·乔答摩被后世佛徒尊称为释迎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在佛教典籍中,释迦牟尼也被尊为“佛陀”,简称“佛”。据说释迦牟尼出家后,到深山幽谷苦行六年,然后在菩提树下盘腿静坐,冥思默想,一连七天七夜,终于大彻大悟,证得正果。在佛教各派的观念中,“佛”主要不是被视为人格神,而是被视为大彻大悟的“觉者”,成佛也就是象佛那样获得智慧和证悟。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古代东方历史上提出了独     

“空”之三题——读龙树的《中论》

佛教与“空门”联为一谈,清楚地说明了“空”在佛教中的地位。正如在佛弟子中有“看破红尘”而遁入“空门”的消极厌世者,亦有通透“四大无主,五蕴本空”,从而喊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猛士一样,学术界对“空”的理解也仁智各见,众说纷纭。从“空”代表了没落奴隶主虚无绝望情绪的贬词,到“空”与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场理论有着惊人相似的溢美,这一理解上的巨大差异,说明对“空”这一佛教哲学的基本概念远远     

星云大师佛教财富观对现代经济学的超越

佛教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尽管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但几乎很少有佛教学者敢于正面直视“经济问题”,造成了诸多的误读。星云大师以其几十年的弘法体验,向公众“开示”佛教的“财富课”,对现代经济学而言既是一种纠偏,也是一种超越。星云大师从“经世济民”的高度综合地看待经济问题,用“圣财”、“净财”来界定财富,用“因果法则”来指导“经商伦理”,并用“惜福”、“环保”来理财,不仅涵盖了富兰克林提出的"赚钱格言",而且颠覆了“韦伯难题”。也许人们并不承认有所谓的“佛教经济学”,但对于佛教的财富观念、生财、理财之道,当一定不敢轻视。     

文萃与信息

藏传佛教不宜称“喇嘛教”尚风在《西藏研究》1986年第1期撰文提出:“‘喇嘛教’一词已约定俗成,改称‘藏传佛教’或‘西藏佛教’大可不必。”对此,桑德在该刊1987年第4期提出不同看法。文章说:对“喇嘛教”这一称谓,我国整个佛教界、藏族人民和藏学界人士均早已认为不妥,且一再提出不再使用这一名称,可有人至今仍在坚持沿用。藏文和任何佛经典籍中均无此种提法,是外民族给藏传佛教起的一种带有误解性的贬称。藏传佛教从公元7世纪时即传入西藏,从那时到现在,本民族人民一直称“佛教”,而不称什么“喇嘛教”。本民族人民有教有名在前,何须旁民族标新立异改称教名在后呢?“喇嘛”一词只是一个佛教僧人的名称,     

从“虎溪三笑”看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庐山东林寺,名扬海内外;特别在日本和东南亚一带信者众多,至今日本佛教信徒仍把东林寺奉为祖庭。东晋太元11年（386年）,慧远大师主持东林寺,创立了净土宗,献心庐岳,影响极大。至唐代大中年间,东林寺极为兴盛,有殿厢塔室310多间,谓“万僧之居”,亦称“佛教阐化之基”。唐宋时期,外来佛教已行变成中国化佛教,“净土宗”就是其代表之一。“净土宗”的教义,是一种简单的念佛方法,即只要念“阿弥防佛”的名称,是妇孺黔首都可以学佛修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因此,信徒众多,东林寺成了虔诚膜拜…     

由“阿弥陀佛”说到“21世纪”

由“阿弥陀佛”说到“２１世纪”毛志成佛教信徒以及俗界众人，口头禅之一便是“阿弥陀佛”。但在实际上，此“禅”何意，怕是盲念者多，真知者少。弥陀佛是一尊佛的法号。此佛是何佛？答曰：未来佛。中国语汇中吸收了不少佛教用语，如“世界”、“幸福”、“真谛”、“觉...     

佛教与新时期文学的融合

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今天,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在这一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里,文坛“现象”迭出,流派纷呈。佛教与文学的融合似乎也可以算作现象之一。当然,如果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看,这一现象或可归入“寻根文学”之列;但是如果从独立的宗教角度着眼,将佛教与文学的融合作为新时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其实也算不得标新立异,何况它在内涵与外延上与寻根文学又都有着诸多的区别。佛教与文学的融合固然不似众多的流派和现象那样来得轰轰烈烈,却也不象它们的转瞬即逝,而是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后又自甘寂寞地发展着,直到今天。     

论明代佛教的三教合一说

滥觞于汉魏南北朝的佛教三教合一说到明代发展至高潮。明 代名僧元贤以“教必归理”的宗教观为指导论证了“三教一理”说,拉开了明代三教合一思 潮的序幕;被称为“明代四大高僧”的*$宏、真可、德清及智旭则同倡“三教同源”论,共 同把这一思潮推向高峰。明代诸僧的三教合一说均表现出扬佛教而抑儒道的特点,从而扭转 了宋代佛教表现出的对儒道二教的屈从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唐代佛教的理论优越感 。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无疑存在于明代社会背景之中。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日本佛教的支柱与特征——论祖师信仰

要确切指出日本佛教所谓“既成佛教”的特征,是很困难的。佛教传入日本以来,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的漫长历史。当然,其间,随着时代的变迁,佛教的性质、特色也在变化。不少识者认为,近代以来日本佛教的特色带有“葬式佛教”的特征。这方面确实很显著,但哪怕粗窥一下近代佛教史,也可发现,想一言蔽之,谓其仅带有葬式佛教的特征,未必是合适的。 提到日本佛教史,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正在形成一种观点,即把镰仓佛教当作真正意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两重维度

基于对佛教历史发展及新中国佛教实践的理论总结,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其中既包含历史的、文化的维度,集中体现于《佛教常识答问》;又包含现实的、实践的维度,主要体现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作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只有“人间佛教”的教义才能实现中国佛教与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