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是政治的理性     

模拟与超越:从汉赋看文体嬗变的规律

汉赋作家强烈的侍从意识、对成功赋作的盲目崇拜心理、汉代经学的陈陈相因思维模式和对诗骚美刺叙志文学传统的全盘接受，是造成汉大赋模拟成风的主要文化因素。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造成汉赋模拟的文化土壤的渐次消失，汉赋创作在体式上和题材上出现了超越，由汉大赋的兴衰不难窥见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嬗变的规律：文体自身的逐渐呆滞和文化风尚的不断改变，是一切文体嬗变不可或缺的内因和外因。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汉代赋家的身份、知识构成与汉赋创作

汉代赋家的身份兼有伦理、职业、学术、才能、审美等多种内涵,反映着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言行方式等诸多因素。不同赋家的身份明显呈现出差异性。他们运用特有的知识构成与人生经验进行赋体文学言说。赋家的身份也会随着时空场合的变化而改变,进而造成赋作内容、形式与美感的异彩纷呈。这些构成了汉赋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本文借助对经典赋家的分析深入探讨主体身份、知识构成对赋体文学生产的推动作用。     

汉赋与民俗文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赋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热潮，其内容的发掘可谓全尽矣。不过，从汉代文化的视角来观照，汉赋对民俗文化阐释的功绩被忽略了。有的论文虽有所涉及，但未能从这个角度作系统的讨论。本文就这一专题试作初浅的探讨。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牢笼宇宙之态”的汉代赋家已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们在思想上已认识到“风俗之移人”的巨大教化作用，在生活实践中又注重“历九土而观风”，在创作上更是追求无所不写的大全美。出于这些原因，汉赋对民俗文化的阐释显得丰富多采，因而为宏扬和保存汉代灿烂的民…     

龚克昌教授《汉赋讲稿》英译本序

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但汉赋在中国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尤其在１９４９年至７０年代，几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龚克昌教授是最早真正对汉赋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汉赋讲稿》就是他１９８８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期间的讲稿。《汉赋讲稿》既有对汉赋在总体上的全部评价，又有对汉代具体赋家及赋作的独到见解。尽管《汉赋讲稿》只是龚克昌汉赋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开创精神和“深远的洞察力”，以及“对赋及汉朝文明坦然自若的热诚”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汉赋渊源初探

汉赋渊源初探辛保平，夏立华汉赋是继承先秦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崭新文体，是汉代文学的主潮。汉赋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通常所谓汉赋，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汉赋是专指散体大赋的。因此，本文所论汉赋仅就汉大赋而言，汉初的骚体赋和...     

赋体生成与屈辞赋体论证

赋体文学盛于汉代,体式多样,题材丰富。作为文学文体之一类,赋至宋玉正式标题成体。世人在追溯赋体形成时,都会提及屈辞,或径直将屈辞认定为赋体。这缘于屈辞的创作同样是采用讲求言辞文采的雅言写作。而雅言的言说、创作形式,正是赋成体之前,作为动词时赋的基本内涵。屈辞的创作虽是采用赋法,但一些作品的创作已有明确的文体归属,并非全为赋体。可称赋体的只有《卜居》《渔夫》与《招魂》。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汉代赋论浅探

赋,在汉朝是一代文学正宗。作者众,作品多,成就大。在文学史上历来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被誉为擅一代之胜的文学.解放后,由于对汉赋的认识不足,汉赋的研究一时比较沉寂。近年来,研究汉赋的人多起来了,但是对于汉代赋论的研究,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代文论总是与一代创作密切相关的。假如能把散见于《史》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论建筑风俗对汉赋的影响

汉代建筑风俗对汉赋具有一定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水术的流行使汉赋中的建筑描写体现出某些风水观念;法天则地、仿生象物的营造理念的流行使汉代赋家特别重视对建筑物之象征性特点和意蕴的表述.从建筑风俗的角度考察汉赋,可以使我们对于汉赋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更为合乎情理.     

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

谶纬是两汉神学-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不仅在汉代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谶纬在汉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谶纬在汉赋中的出现,既强化了汉赋的政教功能,也增添了汉赋的美学趣味。汉赋创作的实际成就显示：谶纬之学对汉代文化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汉代文人七言诗的赋化倾向

根据语言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诗由先秦时的四言发展至汉代七言是必然趋势,但七言诗因其“体小而俗”在汉代不被列为诗体正宗,且不以诗名。作为诗体的新生力量,在文人创作之初模仿借鉴汉赋的写作手法、韵律技巧,并最终摆脱汉赋的束缚而走上一条全新道路,为后世的七言诗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