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小说母题的外域信息源--再论古代小说中的赌技服人母题

在中国古代小说系列本生成中，赌技服人，不仅是汉民族化模式的沉积物，更是一个西来佛教故事母题。在佛经赌技服人母题启发下，不仅古代侠的英风豪气描绘、江湖规则有了重要艺术表现机杼，中土侠义故事也为此派生出众多的精彩画面和场景，而且，它还影响到中国古人选取、接受和表述类似既有传说的情节，使之不断丰富侠义江湖趣闻。域外相关现象,也引起了中土载录的敏感和关注。     

《聊斋志异》动物引识仙草母题的佛经文化溯源

某种动物的特殊习性,早引起古人注意。因动物行为启发而得疗病仙草,今存载录当起自刘敬叔《异苑》。而与蒲松龄生活的淄川并不遥远的北方蒙古族地区,约15世纪定型的史诗《江格尔》中也有仙草救助英雄母题。蒲松龄先祖一说就是蒙古族,或许这种仙草崇拜情结还受到蒙古族民间史诗陶铸。母题源头当在西域和印度,佛经"感恩动物、神草可生子、草药精灵母题"和"一切药草树木尽有神"观念,对母题有决定性影响。     

图画崇拜与画中人母题的佛经渊源及仙话意蕴

绘画似真人,幻变为真人,表达了男子对女性的强烈追求;人仙相恋往往也以画图为媒介,为"道具";小说中发展为画像成真人的幻术;图画还往往构成了仙道人物同凡间俗人的交往方式,在具体文本表现中,成为仙道幻术及其气息的一个来源和证据。画师竞技,很早就是中古汉译佛经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母题;佛经写画上美女过于逼真,而引起男性相思者追慕,也启发了中国文学的绘画成真叙事。佛经故事进入中土也经过了西域诸国绘画艺术的熏陶,其对于绘画成真母题构成了重要的中介。有关佛教徒在华夏中原活动的载录中,也不难找到画图成真的蛛丝马迹。     

斩头不死与断首重续——古代巫术、医术、幻术交融的叙事母题

受佛经母题和外域传闻启发,《聊斋志异》的断首、换头叙事可分主动式、被动式。主动式的断头重续故事,带有巫术性内核,基本属原生态的传闻,体现个体生命内在张力的顽强信奉。被动式的"斩首不死",则为次生态的传闻,将美好的愿望寄寓不可知的神力,达到对不幸者的同情。断首、换头叙事在明清小说中构成互文性传统,《聊斋志异》也注意采集南方传来的东南亚奇闻,又将本土古老神秘医术等,熔铸到当下瞩目的新闻事件中。以跨文化的主题史眼光看,孤立判定《聊斋志异》某一篇章来自何处,恐怕往往有武断、顾此失彼之嫌。     

明清小说中的喷火兽母题佛经来源及其异国情调

在清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喷火兽母题大为兴盛,这当属西来佛教故事母题。丝绸之路上的诸多游牧民族国家影响了由印度至华夏中原的佛经传译,给佛经文学注入了一些不可小视的游牧民族因子,而其中以马崇拜为代表的怪兽崇拜即是如此。对火器的热衷,也使得清代小说中的异兽喷火描写成为一种虚拟想象的心理补偿。清代小说家由于实战经验和军事常识的不足,使其在营构文学世界时只好在佛经故事的宝库中搬取材料,从而构成了通俗小说中的喷火兽意象的书写。     

中国古代数字神秘崇拜文化初探

对“数”的神秘崇拜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鲜明特色。本文对这一文化遗产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梳理,探讨了数字神秘观念的成因,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从一至九的自然数中包含的丰富的神秘崇拜观念,并做了文化学的分析与阐释。     

《聊斋志异》吝啬鬼故事及其佛经文学渊源

《聊斋志异》写吝啬者大多家道殷实、社会地位不高，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小农经济的特点，命运结局一般都没有好结果，暗示出作者的思想导向和褒贬情感倾向。这一表现具有佛经和经传故事来源，佛教讲究布施，多做善事以积来生之德，对拥有资财却不愿布施的，表示谴责；这一观念也强化了民间鄙视、嘲讽吝啬鬼的风气，古代笑话很多直接受佛经浸染，讥讽施舍不慷慨。蒲松龄之所以会对吝啬鬼形象产生兴趣，认同佛经嘲讽、惩罚悭吝者态度，可能与文学传统、成书背景及蒲松龄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     

熟人社会伦理与"偷听"母题的跨文化传播

本于乡土社会现实生活的 《金瓶梅词话》,偷听行为的多发性触发小说母题生成播衍.其多方表现为,或偷听内容被仇家无意中听到,招致杀身之祸;或因偷听而澄清一向的误解;或故意让被偷听者明白被窃听到,以示威慑抗议;或偷听进行时,被意外的闯入者撞破,等等.偷听母题与人们缺少"隐私"保密意识的小农城镇生活特点有关,母题的运用对于世情小说表现复杂人物关系有利.印度民间故事作为母题的文本来源,中古汉译佛经作为母题传播的主要载体,活跃着如奸夫偷听、 生命线秘密被偷听等.     

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以“猿猴盗妇”母题为个案的研究

从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时至今日仍从此说。实则不然,从小说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猳玃盗妇"传说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而成。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具体内容虽然与佛经中"罗摩故事"原型已相去甚远,但从主要情节的构建以及功能上(劝教)的一致性仍能折射出对印度佛经文学的摄取与承袭。通过小说文本与佛经的比较,体现出"猿猴盗妇"故事类型与佛经故事的关系,也可见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是受了佛经叙事文学的影响。     

明清小说中的宝失家败母题及渊源

宝贝兵器失则主人败亡,是明清通俗小说常见情节,体现了宝物与人物主体的双向互动关系。首先,宝物失则人亡国失,产生在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汉末魏晋。其次,宝失人亡,往往连带着拥有者家道败落。其三,某一异物的出现与消失,也与物因宝失家贫。而掘墓宝毁运败,则体现了母题与丧悼文化的结合。其还与古代的人体崇拜结合,衍生出人身体异征失则人亡的信奉。还由人体上的某种器官,延展到人某些近身的佩饰之物上。可以说,既是构成明清小说中的那些神秘的宝贝兵器描写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深层观念成因,又时时催奋和印证着宝贝兵器文学描写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中世纪西欧政教之争原因简论

11-13世纪,西欧的政权与罗马教会之间发生了规模较大的两次争斗,罗马帝国的传统将世俗君主与罗马教会结合在一起,双方互为依存,政权对教会采取扶植与控制并用的策略.后罗马教会自10世纪改革后实力增强,教权至上理论与皇权至上理论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二者的关系由合作到剧烈冲突.11世纪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和13世纪的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斗争说明了双方在利益上的巨大冲突,这对欧洲政教关系的特点与政治格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研究综述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自古海上交通发达,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日学者很早就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研究内容,不难发现其研究角度有所局限,部分论题值得商榷。     

中西初识：利玛窦入华的意义

利玛窦带着传布福音的使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但他在华的最大成功却不在基督的事业,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入华作为一个代表,作为一个历史象征,反映了中西初识之时接触时的互动、碰撞、吸纳、排斥;造就了利玛窦个人心理冲突与对文化的自我审视;并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过程中架设了最初的桥梁。     

新“老子化胡”说：从伪说到史实

“老子化胡”说从两千年前左右产生至今，已经不是单凭史学考据就可以定论的伪说，而是异质文化之争的潜在史实。历史中的伪说可以变成史实，这就是“人文化成”的奇功。“老子化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凯旋，却未必是个体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福音。从本质上说，“老子化胡”说所说的并非故去的旧事，而是常新的现实。     

论《型世言》中的情理矛盾与社会成因

晚明著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型世言>,不仅尽现了王朝末世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勾勒了形形色色的人群物象,而且反映了一个王朝起落兴衰的历史流程,折射出情理交融的矛盾社会.     

戊戌变法与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运动,提倡全面向西方学习,并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

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纷繁交杂,概有官商依附、由官而商、由商而官、商人抗官、昏官欺商、明官护商、以法待商等类型。商贾文学中复杂的官商关系现象昭示了商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折射出商人地位的历史嬗变,诠释了道德品质之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