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克服”·“经受”——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思

海德格尔的哲学运思始终都是自觉地以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即存在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并不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范畴。他希腊式的形而上学之思总是呈现出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是笛卡尔以降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特征。把握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立场和观点是理解西方二十世纪哲学走向的一个关键,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有三个环节或术语:解构(Destruktion)、克服(berwindung)、经受(Verwinden),这是准确理解他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枢纽所在。     

终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以现代西方哲学实证主义思潮据斥形而上学为例

形而上学是哲学史的基本命题,"拒斥形而上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其欲为是要终结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之为哲学的层面上,比如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并不包含有更多超越思辨哲学的智慧.事实上,对待传统形而上学岂能像对待死狗一样一扔了之!在形而上学之为方法论的层面上,现行哲学理论的运思大多以"凡形而上学为恶,凡辩证法为善"为轴心观念,溯其本质,并没有更多的合法性依据.在科学昌明的背景下哲学变革呼唤"形而上学"的回归,当然回归并非复辟,而是走入合理、成熟的形而上学.     

生存·密码·超越存在——解读雅斯贝斯的三种"密码"语言

作为"生存"与"超越存在"的中介,"密码"成为雅斯贝斯生存形而上学的运思枢纽.依"超越存在"在"密码"中向"生存"显现的方式与程度不同,雅氏把"密码"语言分为三种:"超越存在的直接语言"、"在传达中变得普遍的语言"、"思辨的语言".这三种语言也未尝不可理解为"密码"的三个层级,由前至后,距作为根源的"生存"愈来愈远,与此同时,作为依据的"超越存在"的显现也愈来愈间接.     

从“形而上学”到“形而上学”的“经”与“纬”——西方哲学的内求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契合

形上追求是西方哲学内蕴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构成了西方哲学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知识论,再到黑格尔逻辑学及其开启的现代哲学的演化,并非是形而上学逐步消亡的过程,面是形而上学不断克服旧形态、走向新形态的自我跃迁——如果用斯特劳森的范畴来表达,即形而上学的修正与描述史.同样,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演进逻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跃迁理路正相契合.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的30年、改革开放启动至20世纪末的20年、21世纪初的10年这三个阶段,西方哲学中国化走过了从接受到辩证、从辩证到认同、从认同到融通的演进过程,学界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重建趋向获得了日益清晰的理论自觉.     

海德格尔的运思——以《面向思的事情》为例

就功能而言,海德格尔的运思可分为理性之思与非理性之思.其中,理性之思是手段,是要解构传统的存在论(形而上学),建构基础存在论;而非理性之思是目的,包括如何思、所思、能思三个方面.理性之思最终是为非理性之思服务的.     

形上之境与形上之知

自逻辑实证主义明确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以来,形而上学问题引起热烈讨论,催生了诸多反形而上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于缺乏对形而上学本性的细致分析。形而上学的内在本性应该从形上之境和形上之知双重维度进行厘清。真正的形而上学是通过把形上之境的内容显现为认知对象加以逻辑规定而产生的,即形而上学显现为范畴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考察西方哲学史上的三种逻辑得以阐明。     

嵇康玄理的内在理路与魏晋玄学主题、分期说反思

魏晋玄学主题、分期说是两个相关的议题,因主题而设分期,因分期而显主题。自汤用彤、牟宗三分别以"本体存在""境界形而上学"解读魏晋玄学以来,以王弼、郭象为魏晋玄学之双高峰而构建的主题、分期典范长期以来未有突破。嵇康玄理以"尚和论"为根本指归,逻辑上形成了其由性情到养生及政治再复归到性情的内在理路,这是一个境界形而上学与价值形而上学相统一的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哲学模式,构成了竹林玄学的独特基调。这种理路从"和"的角度解决道家境界形而上学的实践形态问题与价值形而上学的生活界限问题,其问题意识与理论解答是由内向外的,而与王弼、郭象以外限内的玄学思路不同,这是生命哲学与政治哲学两种不同的玄学形态。以嵇康玄理为玄学的枢纽反思竹林玄学,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玄学之主题与分期问题,对嵇康玄学与魏晋玄学之价值可以有一个新的理解及阐释。     

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对比研究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具有本质区别。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对"存在是什么"的"追问",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则是对"如何去存在"的"演示"。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形而上学决定中西哲学的不同命运。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在对象性的世界中找不到形而上的本体,从而无法安顿世人的身心性命,却发展了器物层面的科技理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以整体性的"中道"思维安顿了中国人的身心性命,却因为重道轻器而阻碍了对物理世界的认知。     

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实践反思”与胡赛尔“现象学反思”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象学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及其所固有的缺陷。同时对"实践反思"和"现象学反思"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先做出一般性的概述,分别从哲学思维"何所思"(哲学对象的变革)和"如何思"(思维运思方式的变革)这两个角度,考察"实践反思"和"现象学反思"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具体内容,并揭示二者分别是如何实现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通过对两种哲学思维方式之间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了解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各自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考察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对当代哲学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各自的独特性,以及他们是如何实现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揭示了它们之所以能够作为现代哲学之启蒙的一些内在特质及其对当代哲学的主题转换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