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天理人欲之辨——兼论其公私观念

天理人欲之辨是黄宗羲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传统的公私观念,这一公私观念与现代公私观念截然不同。如果说黄宗羲的传统公私观念是对宇宙整体的思考的话,现代公私观念则只是对宇宙片面理解的产物。我们最终会发现,黄宗羲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     

“王霸之辨”论析

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 “以力服人”,有一定的偏颇性。孟子以后,“贵王贱霸”思想长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还原 “三王”与“五霸”的真实历史,并列举了战国时期、两汉时期、唐代初中期、宋元时期、清初与晚清时期关于“王霸”或“德力”的讨论。今日我们对待“王道”与“霸道”问题,不能完全以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应借鉴汉代王充“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宋代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元代赵汸“既尊德教,也尊实力”的政治思想主张。古代“王霸之辨”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体,单纯的“德教”政治思想路线或单纯的发展“实力”的政治路线,皆不可取,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从理欲之辨到以人为本

理欲之辨是维持传统政治秩序的根本观念之一,在古代它被"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本主义所取代,造成理欲之间的对立。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以人为本,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人欲"得到肯定,满足此欲的"天理"也获得了新生,欲和理由对立走向统一。由于理欲观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它影响着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国家政治,所以非常有必要从传统的理欲观这一新角度上来探讨人本主义之内涵。     

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盐铁会议的义利之辨

盐铁会议中文学贤良双方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秉持不同的义利观念,在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这次论辩中所强调出的义利之争,实际是个人的义利与国家的义利相冲突时怎样取舍的思考,是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义利之辨的新发展。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李贽“义利之辨”新识

李贽对“利”和“义”进行了全新阐释,认为“利”是指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合理需求,“义”是人们对“利”之需求的满足,并从“心”之根源上探讨“义”“利”的天然本有性和内在关联性,证明“义”“利”同源于“心”。同时,其提出的“义在利中”的时代之论,进一步肯定了“利”之合理性、基础性和必要性,从而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禁锢人们合理欲求的理学思想形成了彻底否定,从人之个体合理需求角度出发,将“义”作为对个人合理需求满足与否的价值评判标准,而非对人们行为进行道德绑架的依据,为义利之辨的学术史贡献了重要的一家之言。     

王夫之的义利思想

王夫之继承了义利并重的思想,认为二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讲的利是指国家和民众的"公利",并把其置于一切之上来考虑问题。同时他也承认义利之间存在着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义来制约和引导利,特别是突出了义的积极作用。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

义利之辨构成了伦理学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也应该是一般道德哲学的基本命题.义利问题的关键在义,在儒家那里,它是规定人的行为的道德要求和准则,它不是主观的,而是超越的.孟子在讨论义时,混淆了它的主观义和客观义,但孟子的道德哲学并非康德式的自律伦理学.义是道德判断的原则,而不是它的标准.道德判断对于道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人真正得以在道德上自主.由于道德原则并非完全主观的,道德实际上是天人共主的.承认道德规范必然有例外,不会导致相对主义.现代西方伦理学无法真正处理义利问题.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将以现代条件下的义利之辨作为自己的主要论题.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义利之辨: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及现代意义

“义利之辨”作为历代思想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义利之辨”不仅是一种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活动,而且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活动。揭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当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道德价值和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关于宋代理学理欲、义利争论的几个问题

从情欲、义利、理欲三方面对理欲、义利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欲、义利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对于以"天理"、"义"即道德为准兼及生存所需的利,他们是肯定的.相反,对违反"天理"、"义"的私欲、私利则是极为否定的.     

试探从"存理灭欲"到"理即欲"的转换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桩重要公案,它经历了一个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发展过程。发生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有三:即宋明理学理欲论的内在矛盾,程朱理学的政治化,中晚明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黄宗羲与钱谦益之关系

黄宗羲于明末清初到常熟三次,主要是拜访钱谦益.作为晚辈学者,黄宗羲虔诚向前辈文宗钱谦益讨教学习;其间,黄宗羲参与声援临济宗僧诤的弱势一方,发挥其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黄、钱两人的地下抗清政治活动,则是若明若暗,信疑两似.黄宗羲对钱谦益的总体评价很高,但对其政治表现与文学创作方面,略有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