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独有论”与巴门尼德“存在论”透析

魏晋时期,玄学家郭象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但却先后对世界的本原各自提出体系完整的“独有论”和“存在论”。二者思辨的逻辑理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分别从具体存在物总合和最普通、最抽象、最一般的类本质的哲学概念两个角度探讨“有”和“存在”的特征与属性,可谓迥异其趣。此二者的思想在其所处时代,乃至后世对于哲学的发展皆具有巨大影响,其中佛教和基督教对二者学说承继的扬弃,对于从全新角度深入研究二者学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宪政视野下的“风险刑法”反思

“风险刑法”无论在内涵还是表现形态上都迥异于传统刑法,也对其形成一定的冲击与超越.“风险刑法”在风险治理上的优势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风险刑法”也须以宪政为基础,从宪政维度反思其负面影响是必要的警醒,从宪政视野解读其发展取向是未来的期许.风险刑事立法的谦抑、风险刑事司法的克制、宪法性法益概念的引入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是“风险刑法”基本发展取向,其将使得“风险刑法”的安全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之间的张力得到一定的缓解.     

“道不同者亦相为谋”——罗家伦、陈寅恪之交谊及其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不仅是人们评议世事的准则。其实也每每是人们分析问题的思路和眼光。在晚近中国史上,无论是陈寅恪还是罗家伦,都是声誉崇隆、光前裕后的重量级人物。但二者却是风格迥异。一般地说。罗家伦和主流的老北大学子一样,富有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注重事功,于政学各界皆有根底;     

台湾当局近期“去中国化”动向

进入2007年，民进党当局加快了“去中国化”的步伐，其动向不得不令人警惕。 一、民进党决议加速“去中国化”元月31日，民进党中常会通过决议，以“中国”为名的公营事业单位应速修法“正名”，包括“中央银行”的英文简写CBC翻成中文是“中国中央银行”；凡以“台湾省”为名的公营事业单位，直接以“台湾”为名，行政部门应尽速研议改善．     

霍布斯“自然状态”与罗尔斯“原初状态”比较分析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蕴涵着西方政治哲学中契约主义的浓厚色彩,“自然状态”和“原初状态”的不同假设和迥异的人性定位,导致了人们不同的公共选择,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体形式:君主专制政体和宪政民主政体。他们的研究路径和推演社会契约的方法对后来的政治学流派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现代政治中的民主、法治与宪政

现代政治是民主、法治、宪政三位一体的政治.民主和宪政并非内在冲突而是相互契合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成为民主与宪政的基本契合点.尽管宪政和民主在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在现当代政治发展中,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宪政以民主为基础,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得以有效运行.宪政必然实行法治,而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宪法权威和宪政体制的确立.在宪政体制条件下,宪法以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使法治得以真正实现,进而为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保障.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其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 ,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 1 92 0年 9月前 ,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 ,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 ,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 ,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 ,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政治浪漫主义困境与宪政建国构想——牟宗三早期政治哲学浅议

牟宗三认为,其所处时代的脉搏为政治浪漫主义;革命哲学基础为经济决定论,这种经济决定论既造就了非人的观念,也蕴含着神性的因素;建国乃是建构民族国家,实行宪政,唯有真正的政治家才能担当这一使命。牟先生的思考对当下中国政治转型颇有助益,但其早期政治思考中也不乏缺憾之处。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五五宪草”的历史回顾与宪政反思

“五五宪草”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较量、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五五宪草”虽然没有走出工具性完法的历史窠臼,但对当今中国的完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从内容和制定过程来看,制订者努力寻求本土资源与西方宪政文化的融合,充分体现出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平衡;制定过程中,执政当局对于社会舆论给予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使政府与民间在制究过程中形成比较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完草制定者在充分考虑国家的政治生态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实行给予极大重视。     

评胡适的“人权运动”与背离“民权同盟”

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以《新月》刊物为载体，联合罗降基、梁实秋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倡导起“人权运动”，尖锐地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胡适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历史意义是应当肯定的。１９３３年胡适应蔡元培等人的邀请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同盟”）并担任了“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即与“同盟”的主张发生重大分歧、公开发表与“同盟”相左的政见，以致被“同盟”除名。胡适为什么于１９２９年发动“人权运动”能够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并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而到１９３３年却在加入“同盟”之后又与“同盟”唱反调？笔者认为这应当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与历史实践的矛盾中探讨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既反对“暴力专制政治”．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由与容忍”①，这在中国的国情中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左右两难，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摇摆，并只能以失败告终。     

清末立宪两种宪政模式的比较——英国模式与德日模式

英国宪政模式和德日宪政模式代表着宪政建构中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因而在实际的政治设计上各有特点和分歧。清末立宪中,政府立宪派和在野立宪派都主张立宪,但是基于晚清的阶级、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在野立宪派主张走英国模式,而政府立宪派则倾心于德日模式。比较而言,德日模式相对保守,英国模式相对开放与激进,但是在晚清国家能力不足,制度构建乏力,而民众政治参与过度的情况下,二者都不能挽救清末危局。     

卢沟桥事变与读者读报反响

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国内主要报刊的报道较为详尽。面对国难，报刊读者对于卢沟桥事变的阅读、思考与态度虽然有时空上的差异，但焦灼、愤恨的心情却较为相似。在“和”与“战”方面，读者的立场也有分歧，但随着战火的延烧，尤其是随着平津沦陷和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持续一个多月的卢沟桥事变的报道，使许多读者逐步认识到抗战救国乃是必然的选择。通过政界人士、传统士绅、学界人士的新闻记载和事后回忆，我们可以从阅读史的角度探析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和影响。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德治和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以偏废。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虽属不同的范畴,一个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一个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但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上却有许多共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     

中古英国政治史之“双重权威”学理模式辨析

政治学学者汉森运用“双重权威”介入宪政史家争论的议题。“双重权威”是肯定国王和贵族拥有独立的合法政治权威的学说，其视野下的中古英国宪政史呈现“王权剥离国王个人色彩、萌发制度化‘君权’和贵族群体参政规范化”的基本特征。这冲破了法律、权利等视角的单一叙事，有同“现实政治”脱节、边界含混和消弭“复杂性”的风险。其与“政治社会”的对照为“新宪政史”提出了“命题”的要求。“双重权威”在西方学界长期被忽视，却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提示我们治学视野须开阔、兼收并蓄，注重钩沉与逐新并重。     

民国“宪政之父”张君劢对宪法认识的三个转变

人称民国“宪政之父”张君劢毕生致力于民国的宪政事业,在其一生中对中西方宪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对宪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层层深入全面客观的过程,先后出现不同的转变.对西方宪法的理解介绍从早年的出于立宪强国目的转变为着眼于“民主”的目的;对宪法的实质与目的理解,从保障人权转变到集中国家权力,后又回归到限制国家权力、保障自由人权;在宪法的实践上,张君劢既注重文化层面对国民素质的改造,也注重实际政治层面的宪政制度建设,但中间有过以民智不足为由而淡漠宪法实践.这些转变必将有助于正走向宪政的令人对宪政、宪法的更好的理解.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从“五四”谈到民主型政治文化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理念和思潮,但本质乃是在传统政治体系崩溃前夕围绕着中国应重建何种政治体系的探索与争鸣,其主流则表现为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转变。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究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