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

一、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有许多规模较小的企业,每一个企业都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且,每一个企业规模都太小,不可能影响市场价格.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创新利润远远高于平均利润,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最强,其经营都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意识,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能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勇于创新,把技术看作企业生存的生命线.     

财政分权、FDI与技术创新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财政分权作为一种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对地区创新有着重要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会通过外资影响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文章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市数据,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抑制作用有所缓解。（2）外资规模是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财政分权带来了外资的涌入,但是外资逆向调节了其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进入速度较快、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3）通过分区域分行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创新效率与组织规模的动态适应性分析

创新效率与组织规模的关系,是技术创新研究者关心的热点之一。文章依据创新周期理论,分析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与组织规模之间的动态适应性,得出大中小规模的企业组织在技术创新不同阶段具有各自创新优势,适应技术创新效率的组织规模是动态变化的,据此提出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化分工与合作的观点,以及从创新产生、创新使用与创新扩散三个层面实现高效率创新的实施机制,以期促进我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双元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文章运用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元创新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颠覆性和渐进性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推动效应、作用机制和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均有推动效应,对渐进性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强,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具有持续性,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区位和企业规模异质性;制造业集聚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中存在遮掩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中介效应;对外开放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中均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市场化进程在数字经济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表现为加持倍增作用,而在数字经济推动渐进性技术创新中的边际效应先增后减。     

技术创新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根据Henderson与Chrk's(1990)、Chandy与Tellis(1998)对技术创新的分类,分析了增量创新、模块创新、结构性创新与根本性创新条件下企业"购买还是自制"决策的制约因素.企业纵向边界不仅受到交易成本制约,而且受企业能力以及技术创新实施成本的影响.由于存在技术上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交易成本,产生一体化激励;但是,从企业能力角度来看,则产生非一体化的激励;如果实施技术创新的成本较高.企业难以支付.则产生非一体化激励.因此,技术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取决于交易成本、企业能力和技术创新实施成本之间的权衡.     

基于竞争风险模型的技术进步与增长理论研究

文章以竞争风险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资本品技术进步模型,并以此解释经济增长的过程。论文认为,在同一行业中的各个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呈现明显相关时,会出现部分落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现象,这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利。为了形成自主性技术,我国应加大对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支持。另外,在各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不相关时,对各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支持,有助于形成"异质性"技术,这能明显提高我国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强化培育发展规模企业 实现定海经济不断跨越

一、规模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宏观经济结束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局面下,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先行地区要保持优势,只能进行进一步创新,而后进地区要想后来居上也只能通过加大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力度来达到(然而近几年来规模以上企业创新力度明显不足).     

基于CDM模型的信息服务业和制造业创新过程比较

海淀科技园是全国高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中心,是中央政府追求建设的技术创新资源转化成产业创新能力的全国示范区,其中信息服务业是其龙头产业。本文在CDM的分析框架下,基于海淀科技园企业年报的微观数据,对信息服务业创新过程与制造业进行比较研究, 挖掘促进两个产业创新的关键要素,总结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内在的创新机理,并为两个产业的创新政策制定提供有效参考。研究发现：在信息服务业中新产品产出倾向与企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而制造业中创新规模效益显著;信息服务业的知识密集特征显著,而制造业并不显著;信息服务业中国有企业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转化效率低下,而制造业中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阶段就表现出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大数据营销、价格歧视与技术创新

随着大数据营销时代的来临,企业可以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进行价格歧视.文章在Hotelling横向差异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三阶段双寡头动态博弈模型,以考察基于购买历史的竞争性价格歧视对企业生产技术创新激励的影响,也即其动态效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单个企业投入技术创新以及创新是确定性事件的假设下,只要技术创新难度足够大,与统一定价情形相比,基于购买历史的价格歧视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激励,从而降低了动态效率.     

基于社会责任差异的企业竞争力博弈研究

面对当前快速消费品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实施差异化战略已成为企业从这个拥挤的同质化市场脱颖而出的明智选择.文章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建立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赋予企业产品异质性的豪泰林模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的内在关系,并指出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差异化战略的关键问题,对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企业规模、创新能力与“熊彼特假说”——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基于构建的非线性R&D活动投入产出弹性模型,以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35 369个企业样本的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特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企业规模定义下,R&D活动产出效率与企业规模之间呈现不同的关系,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不同.将企业分为高技术企业和中低技术企业之后,发现技术水平因素并不影响R&D活动产出效率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     

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创新经济理论、CDM模型和数据特点,建立了考虑反馈机制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特点、机制与成效,刻画和度量企业创新驱动过程中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程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关键变量设定不同的衡量指标,既分析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技术机会等传统熊彼特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的影响,又考虑了政府政策、不同控股类型企业、高新企业等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对上述企业创新行为（活动）的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创新“黑箱”问题;考虑了企业最终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反馈作用,对经典CDM模型有一定的改进;首次用近几年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基于知识产权战略视角的知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在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提升知识能力是增强企业产品服务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通过运用SAS和Amos数据研究方法,对知识能力宽度、深度和领先度进行分析,研究企业的知识能力在知识产权战略的中介效应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知识能力在知识产权中介效应下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大于知识能力单纯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加大对知识产权战略的投入来提高创新绩效。     

政府研发资助是否有利于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基于IFDI与OFDI双向演化的新视角

如何通过政府研发资助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是新时代深化全面开放和创新驱动的关键所在。本文以IFDI和OFDI双向演化视角,揭示了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逻辑关系以及政府研发资助的动态调节机制。以介质影响门槛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IFDI技术创新溢出是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而OFDI技术创新溢出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规律;政府研发资助对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具有显著而不同的门槛影响,当研发资助强度高于0.2491时,能够撬动IFDI技术创新溢出;研发资助强度高过0.2501时,能够有效释放OFDI技术创新溢出,相较而言对“走出去”的创新驱动更为有力。相应结论在合理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时依然成立。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双向跨境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调节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特别是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演化特征。由此为提高政府研发资助效率,双向撬动跨境投资的技术创新溢出红利,提出了动态优化、分区调节的系统策略。     

全要素生产率会影响成本函数估计吗

不同于传统的成本函数实证研究,本文关注的是企业间异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成本函数估计的影响。为此,本文首次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包含全要素生产率的完整的成本函数模型,并以中国大型重化工企业的2003-2007年样本进行回归,同时使用传统模型与SFA模型回归,以进行方法论上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对成本函数估计产生了重要影响,改良前的传统模型可能出现“遗漏变量”问题,使似不相关回归产生内生性问题。三种方法的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显著的,但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检验结果却不稳健——不同方法的测度结果不一致。因此,政府在制定规制、扶持与补贴等政策前,规模经济的测度应该尽量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并使用多种检验方法,以保证政策干预的有效性。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案例研究与国际比较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causality analysis technology, w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rediarie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vidences from the multivariate VAR system show that (ⅰ)as far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scale and economic growth is concerned, what Robinson (1952) declared is right, "where enterprise lead finance follows"; (ⅱ)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view of many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models can be supported by China case.     

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产出机制的门槛效应研究

实现科技创新目标,采取有针对性科技发展政策的前提是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特点有充分的认识。本文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R&D强度和R&D经费中企业经费所占比例作为门槛变量,对我国1985-2013年科技创新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产出机制发生了转变,它们之间存在着两个门槛,R&D强度的门槛值分别为0.661%和1.325%,R&D经费中企业经费所占比例的门槛值分别为29%和67%。两个门槛变量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在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我国专利产出的增长都经历了从以R&D人员增长为主要影响因素到以R&D资本增长为主要影响因素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机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教兴国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非线性模型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与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一致。     

创新支持政策能否改变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

 由于创新风险的存在,高科技产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出台大量创新支持政策,旨在缓解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本文构建三阶段递推CDM模型,基于创新调查与企业财务数据的对接,对创新政策支持的实际效果及不同资本间的关联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支持与税收支持政策的协同性较差,不同资本间的排斥性大于融合性,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创新政策支持必须跨越“门槛”、实现质变,才能实现预期效果。中关村高科技产业融资渠道单一,创新政策支持主要对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而非技术创新的薄弱正是高科技产业融资难的障碍。高科技产业发展更多服从于行业规律,企业规模,产权因素不宜作为政府甄选创新支持对象的标准。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技术创新耦合适调性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总量、投入及产出三维视角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技术创新具有高度的耦合关系。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总量、投入与产出三维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耦合协调性。采用因子分析法将衡量技术创新的多个变量进行数据浓缩,并通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ECM模型和VAR模型等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技术创新的耦合适调程度。分析结果显示:无论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总量还是投入与产出角度来看,技术创新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方面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技术创新的产业需求驱动作用也较弱,二者双边耦合强度不显著。并且相关技术创新资源变量所起的作用也存在很大差异,未来如果没有协调二者发展的制度或政策的介入,偏离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