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发现李庄 挖掘李庄

抗战期间,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及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迁于四川宜宾一个小镇——李庄,并在那里安居了六年时间。其间,由傅斯年掌管的史语所、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在学术研究方面均硕果累累。     

陈寅恪南下岭表的象征与隐喻

陈寅恪南下岭表,在政治上象征着他不仅对中共不信任,而且对国民党失望。在文化上则隐喻着他在祖、父两辈先人之卓绝人格的影响下想成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方面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另一方面尊崇气节,贬斥势利,以转移一代世风。而陈寅恪南下岭表则主要受国共两党划江而治、陈序经个人魅力及抗战末期在燕京大学所受良好照顾等因素的影响。     

城子崖考古发掘与山东古迹研究会之成立

1930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生军阀混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仁不得不中断殷墟发掘工作撤出河南。由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是山东人,多年来又"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体系",且适值吴金鼎在山东的考古调查叠有发现,考古组的工作重心因此转向山东。由吴金鼎首先发现的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因其意义重要,被确立为考古组在山东的首掘点。为在山东顺利展开各项考古调查工作,由史语所主导,与山东地方合组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该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现代学术史上中央与地方为推进学术而成功合作的典范。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合作运动

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在３０年代初期至全面抗战前夕,曾颇有声势。尽管此举实际收效甚微,但仍不失为南京国民政府挽救濒于崩溃的中国农村经济的一次尝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西移,国民政府又把它作为发展大后方农业的一种有效措施加以提倡和推行,农业合作运动又继续在大后方的广大农村得以开展。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中国农工生产的富庶之地几乎全为日寇所侵占,国民政府所赖以生存的大后方仍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而大量人口的内迁,使大后方的人口由战前的１．８亿陡增至２．３亿,加之国…     

从《战国子家叙论》看傅斯年对儒者的认识

傅斯年对我国上古历史有其独到的认识 ,他对早期儒者的产生及特点也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儒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 ;通过与诸子的比较研究 ,傅斯年还认定“儒为诸子之前驱 ,亦为诸子之后殿”。虽然他的考察还存在不足之处 ,但对于早期儒学的深入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晚年陈寅恪与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像陈寅恪这样被国民党积极争取却又留在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加强统战工作,其不仅在组织上争取,而且通过个人游说,希望陈寅恪能够北上任职。但陈寅恪一方面鉴于岭大的优待,另一方面鉴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之不甚信任,故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只是消极回应。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派专人南下劝说陈寅恪北上。陈寅恪虽有所心动,但鉴于其南下岭表,是想成为文化托命之人,以转移一代世风,再加上郭沫若的挑衅,最终他拒绝北上。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加紧对陈寅恪的统战。对此,陈寅恪在表面上虽有所回应,然内心里却与中国共产党逐渐疏离。尤其,在1958年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退出教坛之后,陈寅恪的“遗民”情结趋重,以致在“文革”期间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公开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虽然如此,这并不表示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只不过他想做文化托命人,故对中国共产党的诸多政策表示不满。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

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榛辟莽,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典范。这一典范的生成与史语所的运作机制密切牵涉。初创阶段的史语所,对组织大纲不断进行修订,进而从制度层面规范了自身的发展。在研究组别的设置上,傅斯年因未能准确定位史语所的工作难度、人员选聘与经费支出等项,而使得研究组别的设置相当混乱,通过对研究方向与内容的反复调适,才最终形成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并存的格局。史语所首创现代“集众研究”模式之先河,由“集体”从事个人难以完成的史料整理、语言调查与考古发掘等大型学术工程。同时,“集众研究”所获取之新材料,又为“个人研究”打开了无数法门,奠定了史语所学人群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成就与地位。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华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暨南大学举办的华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华南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5月21日在暨南大学召开。会议中心议题围绕抗日战争与广东的关系展开,对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新进展。一、关于广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广东在我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中重要作用的定位。与会学者认为由于抗战初期华北华中大片土地的沦陷,加之日本很快对华北和东南沿海海岸线的封锁,濒临港澳的广东便成为国民政府和海外联系的要地,由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实行接轨联运的穗港通道是抗战初期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渠道,肩负战时运输大动脉的重任,大量出口货物和进口战略物…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学界荐书

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本书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陆对他的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能弥补这一遗憾。此书将傅斯年(1895-1950)置放于1896到1950年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动荡的时代,在多种两难选择(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等)的尴尬困境中"一团矛盾"的存在样态。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近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的学术研究史尤其是藏学(Tibetology)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就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之关系作一论述。分为三部分内容:⑴陈寅恪研究藏学之脉络;⑵陈寅恪影响下之藏学研究;⑶陈寅恪研究藏学之“经世致用”思想。     

刘湘率军出川抗战经过及其作用和影响

刘湘率军出川抗战经过及其作用和影响温贤美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杨言要在３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下，刘湘毅然请缨抗战，抱病率师出征。虽然“出身未捷身先死”，但他力主抗战并率师出征的精神和行动，对推动全国掀起抗战热潮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鲁迅丧事情况——我所经历的

这是胡风同志在狱中,由监狱当局所转要他写的有关鲁迅先生葬仪的材料,所以多半以回忆事实为主。他早些年也写过这类材料,不过我们没能留下底稿,无法核对,但经我们两人共同回忆,基本上是无大差错的。这不是一篇回忆文章,所以许多沉痛哀悼之辞和文艺性的描述等都尽量减少。但仍有一些议论和感想,抄录者     

陈寅恪的留学经历与西洋东方学

陈寅恪早年曾到国外求学多年,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有相当广泛的了解,不过其中最使他着迷的一门学问则是西洋东方学。自1918年冬到1925年冬,他以整整七年的时间追随西洋东方学者,向他们学习研究东方学的先进工具与方法,并对西洋东方学研究的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摸索,足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是陈氏留学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影响颇大,特别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期间所开展的有关“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研究,与他的上述经历更有直接的联系。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点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人们在谈到陈氏留学时期的这段经历时,大多以为他由此而获得的是来自西方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或西方汉学的启发,而于他对西洋东方学的浓厚兴趣则不置一辞。因此,将陈寅恪在留学期间与西洋东方学的接触情况作一番认真的考察仍是很有必要的。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