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参与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的个案及社会学思考——基于汶川地震减灾中的“万科捐款门事件”

在汶川地震减灾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期,“万科捐款门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论争,一些观点从“合法性”及其操作性层面来解释捐款门事件的是是非非,有的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在“万科捐款门事件”中,网络参与的是一场非直接物质性冲突,是合理化行为采取了吊诡的形式,促使其合理性目标的实现。这种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当下社会,关注和适时调节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对于缓和冲突,尤其是防范直接物质性的社会冲突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百年中国宪法变迁与宪政发展的特点和启示

中国从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起,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宪法变迁和宪政发展历程.它经历了晚清预备立宪时期的宪政运动,北洋军阀时期的立宪和宪政运动,国民政府时期的立宪和宪政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立宪和推动这几个宪政运动阶段.深入研究百年中国的宪法变迁和宪政运动的发展,有益于我们从中汲取立宪和宪政运动的经验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

从宪法层面看,“孟母堂事件”涉及的是宪法第46条第1款的解释问题。从内容上看,宪法第46条第1款即“受教育条款”,可以分解为“受教育权利”条款和“受教育义务”条款。如何正确解释这两个条款的规范内涵就成为解决“孟母堂事件”的关键之所在。     

宪法社会化:宪政建设的一种理念

宪法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与政府学习宪法文化、理念、精神、制度和规范等,并内化为宪法思维和宪政品质、形成宪政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宪法社会化的过程,既是宪法思维得以形成的过程,也是宪法文化得以传承的过程,还是公民角色的教育过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宪法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主要有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社会性组织,除此之外,政党与政府也扮演着宪法社会化的角色.     

历史经验:两个"主义"的百年回顾与反思

如何认识两个“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教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方面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时,还必须科学认识对待资本主义。唯有把对两个“主义”的认识置于现实基础之上,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主义”的理论,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从《中西字典》看一百多年来台湾音的演变

《中西字典》是最早的一部台湾语字典,本文通过对《中西字典》音系进行研究,并将其与现代台湾音系的比较,探讨近一百多年来台湾音的演变,并试析闽台语音演变呈现一致性的原因。     

宪法社会化、宪法文化建设与大众宪政主义——政府依宪而治原则的确立途径

宪政可以分为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宪政和非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宪政.我国要致力建设的宪政是一种以确立政府依宪而治原则为核心的非自由主义的宪政.要确保这一原则的最终确立,需要进行宪法社会化,以及为它提供一个"有限司法审查"的制度平台.同时,大力进行宪法文化建设,通过为多数公众接受与使用的评判政府行为的标准,来给政府行为形成外在的社会舆论约束,并随着社会变迁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最终通过大众宪政主义的途径,通过宪法原则与宪法价值由公民的选择、确认和解释,来实现宪法发展与宪制的长久维系和巩固.     

"深圳妓女示众事件"的宪法学分析

深圳警方将嫖客、妓女示众的做法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0条的明文规定,侵犯了嫖客、妓女的隐私权。但是,该法以及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人民警察此种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故有必要从宪法学角度对该事件予以分析。宪法上的隐私权旨在防范公共权力主体(主要是国家)而非民事主体对个人隐私的侵入和干涉,其实质是强调国家对违法者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为维持公共秩序与个人隐私权的平衡,警方宜借助卖淫嫖娼者的亲情关系,激发其自律意识,从而达到抑制色情活动的目标。     

规则与公正: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立宪、释宪与修宪

惯例于其中的个体而言是公正的,惯例产生了制定规则的规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规则是公正的基础,规则的制定必须符合一个共同体的惯例及由此产生的元规则。由于作为一般规则的宪法将作用到共同体中的每一位公民,因此,作为制定规则的立宪机构和改变规则的释宪、修宪机构必须经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加强选举约束,才能符合公正原则。同时,立宪、释宪与修宪必须符合某一共同体的惯例,只有符合共同体惯例的宪法,才能创造出一个稳定的宪政体制。     

"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在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的敏感性.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时期前期的"春之声"阶段、本体转向的"来劲"阶段和后新时期的怀恋"季节"阶段.这三个阶段,王蒙都以特殊的方式与他所处的现实构成紧张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超出、胜过他所面对的现实.王蒙以他的反思性、以他的语言修辞策略、以他对历史的执著记忆,始终超出他所处的历史.也就是说,王蒙是如此深切地沉浸在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又始终超出了历史给定的界线.他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不经意几乎觉察不出.这正是这种偏差的真实性所在.这使人们在把王蒙理解为一个主流作家时,有必要保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