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近代中国佛学的特点及其评价

<正> 在谈到近代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即所谓“西学”、“新学”的传入,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于西学与近代中国哲学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但是,我认为,在探讨近代中国哲学时,也还必须充分注意到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许多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学者,都对佛学研究饶有兴趣,并受到很深的影响。梁启超在     

近代儒佛关系史述略

儒佛交互不自近代开始．但近代中国社会天崩地解般的剧烈震荡，赋予了懦佛关系以新的特点。佛学与儒学的交涉、碰撞基本上是不依傍政治权力的，是由学者、思想家自由自主地进行的。在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中，儒佛之间的种种牵缠纠葛，似乎仅限于某些学界名流和居士、学问僧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思想的意义是超越时代的．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儒佛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结．因而对百多年来的儒佛关系史加以梳理，仍然是今日学术的一个课题。一、经世佛学与儒佛交涉梁启超曾说，“晚…     

柳宗元“好佛”并不“佞佛”

近年来有的同志根据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的表白;根据他同佛教徒、僧侣密切来往,说佛论禅的情况;根据他的著作中涉及佛教、佛学、佛寺以及浮图、僧侣的碑、铭、墓志、序记等占他著作的较大比重等等情况,推定柳宗元“佞佛”,即迷信佛教,说他的哲学是佛教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评价所根据的情况虽属应注意的事实,但并没有表现柳宗元哲学的本质和主流。如果只停留在部分现象的数量和表面而不进行全面地深入地分析研究,难免会得出肤浅的、片面性的以至错误的结论,因而不能把握柳宗元哲学的本质特点。关键性问题是弄清他所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的真实含义。从他的思想主流和一生的社会活动来看,他的“好佛”是爱好研究佛教而不是佞佛,不是迷信佛教。事实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与华严哲学

《齐物论释》是章太炎所撰“以佛解庄”之哲学作品,自谓其思想创见为“千载之秘,睹于一曙”。通过章太炎《齐物论释》中对佛教华严宗法界缘起诸教义的阐发与反思的方式,可见章太炎“以己意进退佛说”,其对佛学的态度是试图汲取思想资源来证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同时也可见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濡染了颇深的理性主义色彩。     

从本体到仁体——熊十力哲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汇

熊十力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近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突出的原创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熊氏建构了颇具中国哲学特色的本体论,认为与西洋哲学割裂本体和现象的二元致思趋向不同,中国哲学的本体既非超脱于万物之上的“独存”亦非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由体显用”“即用显体”的体用不二论。熊氏由此反对西洋哲学或佛教有宗的本体论所导致的“二重世界”或“二重本体”的理论弊端,显明中国哲学本体即“全体”、全体即“大用”的理论特色,构成其哲学的主要标识和理论贡献。熊氏在20世纪40年代更提出“仁体”说,揭示了仁体具有“生生之仁”和“一体之仁”这两项宋明理学“仁论”的基本义,使得熊氏哲学既有不同于西哲或佛学的创新性,又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传统存在思想交汇点。熊氏继而将仁体论拓展至儒家经学乃至外王学领域,提出了“经学即仁学”的儒学观及“以仁为统”的政治观,揭示了仁学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应有理论意义。总体看,熊氏哲学作为近代“心学”的典型形态,对于接续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线之绪”以重建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自然权利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转向

欧洲近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早产生于英国,对于“自然权利”问题的关注成为其产生和发展理论的起点。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正是以自然权利为依据从人的角度来界说国家和政府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可以说是近代政治哲学发展中从理论上或观念上摆脱神学-政治的最初努力。     

“西学中源”说及严复对其批评与反思

所谓“西学中源”是指西学源自中国,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十分流行,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此,近代有识之士曾做过批评与反思。其中,严复表现得最为典型,剖析得最为深刻。下面我们依次做一论述。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古已有之”说,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国民心态的折射反映。魏晋时期,佛道之争甚为激烈,道家为反对和压制外来的佛学,提出“老子化胡说”认为道家祖师老子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先师。这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中源”说理论     

欧阳渐法相与唯识辨异略析

中国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在其所著《瑜伽师地论叙》、《杂集论述记叙》、《瑜伽真实品叙》等著作中,判法相、唯识为二宗,为是时惊世之论。认“法相与法性为一种学”,“法相与唯识是两种学”,并条分缕析,详加论列。兹依所论归纳为四,疏作解读：一、缘起与线生;二、平等与疏胜;三、根本智与后得智;四、能变与所变。欧阳所依为印度佛学原始,并非标新杜撰。如果对判法相与唯识为二作哲学的诠解,乃大师追求终极本体与认知方法的不同。中国近代哲学如果缺少了博深的佛学的一面,是不完备的。     

论“童心”内涵之佛学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李贽的哲学思想呈现出儒、佛、道多元化态式.李贽的后半生潜心研究佛学,但他不是认为物质世界为虚幻,而是肯定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正视现实世界.写于万历二十年的《童心说》,无疑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童心”的内涵与佛学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本文从“童心即最初一念”、“童心即绝假纯真”、“童心即清净本原”三个方面探寻李贽从佛学角度对“童心”作出的解读.     

“本”的意义——试论释道安的佛学思想

道安的佛学思想在极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四世纪中国佛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对佛学的系统性研究是道安的理论风格。本文在解读道安思想时,确立了从上下文脉的逻辑以及尽量借助道安思想关涉的佛教典籍来考证道安所有思想的理解原则,由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受其争论启发,展开了对“本”这个概念的说明,阐明道安在两种佛学含义上使用“本”这一概念：一为“痴”或因缘,二为“泥洹”。两者都是佛学的核心范畴。道安佛学在追求印度佛学本来面目中凸显了生死涅椠问题。     

20世纪中国佛教散文要论

从本世纪一批成熟的佛门大家的产生，诸如弘一、印光、敬安，到２０世纪初叶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的“佛学复兴”思潮，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师倡扬的“佛学治国”，佛的魅力触动了２０世纪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不曾为物质外部力量所触动的灵魂深处的心弦，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于精邃的禅宗佛义，自觉地心仪于这片佛教文化的阵地。这其中不仅包括潜心习佛、造诣精深的僧徒佛侣，而且一些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改良派代表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章炳麟、高鹤年、陈独秀、周作人、郁达夫，直至鲁迅、周瘦鹃、徐志…     

《张文勋学术文选》内容简介

本书为云南大学著名教授张文勋近年来关于古代文化思想的系列论文集,其中一些文章曾在相关报刊上发表过,结集时作者又作了部分修订。全书分为“上编”、“下编”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儒、道、佛的思想文化的研究文章,第二部分是我国古代诗文的研究文章。书稿内容包括国学漫议、从“心性”学说看儒佛道德观念、儒道佛的自我超越哲学、人类智慧之光——走进中国佛学、国学常用词语选萃等。文章深入浅出,对传统国学的主要涵义、古代典籍中的重要文化思想、儒道佛各家的基本学理脉络作了梳理,这也是围绕近年来出现的“国学热”作出的积极回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论佛学对儒学思辨方式的提升

本文试图较为深刻地分析佛学对儒学的抽象思维方式的提升:儒学在与佛学的交流中走向对自身体系的自觉反省,并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到近代援佛入儒从而产生现代新儒学。     

哲学上的党性和政治上的党性

哲学的党性原则,过去视为神圣,现在又望而生厌。有人认为信奉哲学的党性原则就会“扼杀哲学史的活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或者把它说成只是适用于欧洲哲学而不适用于中国哲学,或者把它说成只适用于近代哲学而不适用于现代哲学。因此进而主张“突破”。“突破”的结果,有人推翻了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的划分,改组成四个派别;有人则取消了一切哲学派别,又走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老路。出现这种现象,正是以往极端地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走向了反面,也是政治上的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李白与佛教思想关系再探讨

李白为崔成甫亡儿所作铭文中的"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尔"一语,可视为李白佛学之纲领。此思想为佛教诸经所载,在净土、天台、禅宗中都有表述,是佛学的基本思想。其相同的文字表达目前可见出于慧思《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李白佛学的核心,是以实相之说来了彻生死之说,体现了其生命哲学的高度。以极乐信仰为权,以实相证悟为实,开权显实,融合仙佛,构成了李白的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