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黄枬森同志商榷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研究人的理论的关键问题之一。黄枬森同志的《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一文(载1983年4月6日《人民日报》。以下简称黄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不少误解,因此在阐述人的理论时,也有许多可商榷之处。本文仅就黄文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提几点不同意见,以就教于黄枬森同志。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否中断黄文在论述和评价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时,只孤立地考察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异化思想,既没有提到这以前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更不提这以后成熟的马克思著作对异化理论的丰富、发展和运用。这样就造成一个误解,仿佛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讲过异化理论之后就中断了,它在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已被全面地抛弃了。黄枬森同志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当然不会不知道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他的早期著     

坚持恩格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与黄枬森同志商榷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这就是说,精神和自然界,或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究竟谁是本原的,即谁是谁的根源,谁产生谁,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黄枬森学术成就简介

黄枬森，哲学家，１９２１年出生，四川富顺人。１９４２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学系，１９４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成为该系研究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中国恩格斯学会会长，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马哲史主编，《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北大人学研究中心主任等。黄枬森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哲…     

王夫之美学思想初探——与钱耕森等同志商榷

钱耕森、赵海琦两同志的《王夫之美学思想简论》(载《船山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以下简称《简论》),对王夫之美学思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但矛盾之处颇多.本文对其主要观点进行讨论,并提出我们对王夫之美学思想的初步看法,以就正于钱,赵二同志并其他同志.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爰田与井田——与林鹏同志再商榷

去年,林鹏同志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认为晋作爰田是“取消公田”、“改八夫一井为九夫一井”、“改在公田服劳役为征取什一之税”。这就是说“八夫一井”、“九夫一井”曾经是井田制递相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晋作爰田就成为划分这两个阶段的界限。     

再论社会分工的起因——与刘佑成同志商榷文章的商榷

《人文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刘佑成同志《论分工的起因》一文,对我在《经济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提出商榷,我认为有澄清问题、作出答复的必要。 一、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包含可取成份。 我的观点是明确的,“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这个论断包括二层意思,一是说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二是说这一观点包含着可取的成份,不能一概否定。没有想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道德理想再辨——兼与刘伟同志商榷

<正> “道德理想”是马克思伦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它的研讨将大大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最近,笔者十分高兴地读到了刘伟同志这方面研究的专文《道德理想辨正》。(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五期,以下简称《辨正》)读后总的感觉是:该文确实不乏新颖独到见解,有许多地方能引起人们进一步地深入思考。不过笔者也觉得文中有些提法、论点还是有商榷余地的。因此,笔者本着共同促进、相互启发的目的,将自己的见解提出来,以便和刘伟同志以及     

只有新民主主义法才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意志——与候宗源同志商榷

侯宗源同志在《社会主义法是否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载《新疆社会科学》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下简称侯文)一文中,对我国建国初期的法曾经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问题作了探讨,看后颇受启发,但也感到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侯文认为我国建同初期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法是社会主义法。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新中国     

关于鲁迅创作的再评价——与邢孔荣同志商榷

<正> 邢孔荣同志去年在《青海湖》八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的论文(以下简称“邢文”),此文以观点的新奇和大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窃以为邢文表现出了一种评论的勇气和胆识,文中提出了一些既有错误但又要人们冷静思索以后才能回答的问题,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走向极端。因此,对邢文中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给以全面的合情合理的回答,这对活跃学术空气,端正我们文学研究的态度,提高文学研究的水平,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再谈价值规律的作用——兼与大凡同志商榷

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价值规律对生产究竟起什么作用呢?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的作用虽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仍有一定限度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不是盲目的自发的,更不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仅仅是在国家计划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国家计划起一种补充作用和辅助作用。过去,我曾认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基本上不起调节作用,特别强调在国营企业部门不起任何调节作用。我在“关于人     

再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兼与徐庆凯同志商榷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争议较多,本文暂不涉及)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逻辑学界一个流行的基本观点。对此,徐庆凯同志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三条规律根本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只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就向逻辑学界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规律?2.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在一般逻辑论著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点探讨,顺便谈一点对徐文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再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等同志再商榷

政法制度、设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一些哲学教材,往往把它划入社会意识的范畴。现在有的同志又把它们划入社会存在的范畴。邹永图同志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初探》,《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初探》;《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再理解》)但我不赞成把政法制度看成社会存在,仍觉得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系:     

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再与李崇淮同志商榷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的论文,就黄金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与李崇淮同志进行商榷.以后,李崇淮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发表了《就当前货币形式答谭寿清同志》,同时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上,发表了《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1.纸币能否直接代表商品价值?2.马克思关于信用货币理论的内容是什么?信用货币能不能摆脱"货币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的形式"?     

再考《京本通俗小说》——兼与苏兴同志商榷

看了苏兴同志《再谈〈京本通俗小说〉问题》一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有些想法,现提出来就教于苏兴同志和古典小说研究者。对公认的七篇宋人话本小说,苏兴同志只承认其中的五篇是宋人话本,而其余两篇即《拗相公》和《冯玉梅团圆》,不是宋人的作品,而是冯梦龙编撰“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其实,关于这两篇话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再論事物质变状态有同一性——与薛靖同志商榷

事物在质变状态,有沒有同一性呢?这不仅是一个怎样正确理解同一性的相对性的問題,也是一个怎样正确理解斗爭性的絕对性的問題,更是一个正确理解同一性与斗爭性的辯証关系的問題,因此深入探討这个問題是十分必要的。薛靖同志在“統一性和斗爭性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在发展过程中統一性只是有条件地存在于量变过程中,而不存在于质变过程中,而斗爭性則无条件地存在于事物过程     

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与王正萍同志再商榷

1981年第6期《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的王正萍同志的《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同一的相对性原理不容否定》一文,对我在同期《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的对王正萍同志的《对〈如何正确理解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同一的相对性〉一文的商榷》作了回答。王正萍同志的答文用《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同一的相对性原理不容否定》为标题。这个标题说明,在王正萍同志看来,我的商榷文有否定“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和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原理”的意思。果真如此吗? 现在,着重就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与王正萍同志再商榷,以就教于王正萍同志。究竟什么是事物发展和运动的根本动力?王正萍同志在《答文》中说:“如何理解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矛盾同一的相对性呢?列宁的原话是讲得很清楚的。列宁说:‘相     

用关于整个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发展列宁的物质概念——与陶德麟同志商榷

<正> 一、为什么用关于整个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发展列宁的物质概念陶德麟同志认为:"当我们讲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时候(这也许是标准的'本体论'吧),难道有什么妙法避开物质是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这是做不到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诚然,在解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时没"有什么妙法避开物质是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列宁在《唯批》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就指出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在认识论上早就叫作物质……的客观实在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但是,用物质是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却不能解决关于整个世界本原的本体论问题.这是由列宁的物质概念的实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