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文体”与20世纪初文界剧变

20世纪初,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充当了"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文艺轻骑兵,影响乃至左右了晚清与"五四"时期散文变革的历史走向。师法欧西,维新吾民,撞响自由之钟,铸造民族之魂,激发民气,新民救国,梁启超们用饱蘸情感的"新文体"创造了"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神话。20世纪初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的报章之文,大多笔锋常带感情,充溢着忧患意识、尚武精神、破坏观念、种族之思、家国之感、启蒙精神与救亡情怀。引欧西文思入中国文,打倒了桐城古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了散文文体,开"五四"文学革命先声,正是梁启超发起文界革命及其"新文体"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略论梁启超新闻文的创作特色

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为他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的称誉,同时也是他"文界革命"的主要成果,而他新闻文的主要成就又是他的"新文体"."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从狭义文章学的独特视角对梁启超的新闻文进行全新解读,可以从语体、结构、情感等方面看出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及其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影响.     

梁启超的“多语体”文学实践

梁启超的文学实践与清末民初的特定时代密切相关,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反映在文学革新上表现为,文学语体选择上的变化.梁启超主张文学语体应由言文分离转向白话语体,他的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其他文体实践成为其文学语体的试验场,多语体混杂是梁启超文学实践的明显特征,这种混杂状态使得文学语言表达呈现不确定性和过渡性.梁启超多语体的文学实践促进了文学语言形式的革新,也同时意味用更具表现力的文学语言表达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及文学经验.     

由“史”入“文”——论西方传记的现代性转型

20世纪初西方传记完成了现代性转型。这种现代性转型,就其内容而言,其一是把伟人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常人视之;其二是正视传主的内心世界,主张以"心理描写"来丰富和展现传主的人物性格。在艺术上,现代传记区别于传统传记一个关键性要素,在于是否将这一文体当作"一种艺术样式",突显其由"史"入"文"的文学特性。然而,在传记属性的"文""史"之争上,一些积极倡导现代传记写作的西方作家却也表现出对传记"史"的追求与坚守。     

1902:文学界革命起狂飙——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性年份

1902年,《新小说》杂志的创刊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的序幕;《新民丛报》的创办标志着梁启超的"新文体"创作进入成熟期和鼎盛期,"文界革命"事业掀起高潮;章太炎的崛起使其成为"文界革命"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异军";《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和"诗界潮音集"栏目的开辟使新诗试验进入高潮期,"诗界革命"取得新进展。借助政治和报刊的外力,以梁启超为旗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全面展开。     

20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

20世纪初的中国女界新文体,是在"文界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在梁启超"新文体"主张与书写实践的示范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而自成其体的.以女界革命的文思入文,使之产生特有的应用魔力;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古旧作文陈规,随心开放文体,使之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女子大手笔和难得一见的美文;采用与女子亲合的语言表述方式,使之对妇女大群"别有一种魔力".女界新文体俨然成为一座通达女子现代新文学书写的"魔力"之桥,它不仅作用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五四"时期、乃至以后的现代女性书写发展奠定了有力基础.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古代白话自汉魏之际始现于书面语,经过长期发展,至宋代随着由雅趋俗的文化进程,广泛渗入多种文体。在此语言背景下,古代小说语体发生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文言小说语体变华艳为平实,出现浅俗化倾向,这是后人认为宋人小说不及唐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白话小说语体的形成,与近代汉语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话本既非说书人的底本,也非记录本,而是为了满足雕版印刷的出版需要,模拟说书艺术以书面白话语创作的新型小说文体。白话小说的繁荣,扩大了白话在书面语中的比例,反过来又推动了近代汉语的进一步发展。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李敖与《胡适评传》

《胡适评传》一书 ,体现了李敖对胡适倡导的传记思想的理解 ,是李敖对胡适“新体传记”理论的大胆实践。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细密宏阔的脚注叙述 ,展示出胡适成长的大背景 ,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 ;作品语言的简约含蓄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作者摆脱了传统传记单纯评价传主的单一的审美规范 ,高屋建瓴 ,以巨大的叙事空间和含蓄的描述语言使作品充满了张力和厚重感 ,产生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论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对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晚清“文界革命”的孳生过程及其走向

“经世”二字 ,是明学转向清学的关键 ,而乾嘉之学则以不能贯彻一个“实”字而衰。为乾嘉之学所孳乳 ,与陵夷衰微的政局相合拍的今文经学之复兴 ,形成了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 ,并发展出一种时务之文 ,使得散文从桐城派的“义法”论及古文辞的路径中获得了解放 ,又藉近代报纸的产生与兴盛 ,更进而产生了“报章文体”。梁启超“新文体”及其“文界革命”的主张 ,便是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沿着“杂以俚语韵语”、“平易畅达”的要求再向前发展 ,便有了维新派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从理论上说 ,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对“言文合一”的主张做了大力阐发 ;从实践上说 ,1 9世纪未就开始涌动起第一波白话文运动。然而 ,晚清文体革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不仅是因为旧思想的矛盾 ,而且也因为陈旧的审美趣味与报章文体的龃龉。由此 ,在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涉及到散文本体层面的两组矛盾就已经突显了出来 :一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发展趋向 ,与坚持贵族式雅趣的守旧立场之间的矛盾。二是对散文的范围尽可能加以扩张的趋向 ,与坚持文体特质的努力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了个大爆发 ,且以众多的转换形式贯串于一个世纪的散文发展史中。     

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及其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２０世纪初第一个致力于传记理论研究的大家,其理论为推动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访的过渡作出了不过磨灭的贡献。梁氏对传记的界说、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对传访之文史关系的见解都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     

“女界新文体”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清末民初“女界新文体”创作群体,是在古代散文观念转变和梁启超“文界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促动下发生的.“女界新文体”以女性自我启蒙为主旨,标志着19世纪、20世纪之交第一代知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但是,其中的叙述对象化、群体性称谓、个体形象缺失等创作模式,表明女性早期的白话文创作存在效仿男性写作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是现代女性意识觉醒曲折性的反映.     

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的语言建构和文体建构

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围绕大众化文学的语言问题和文体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充分的论辩:在语言建构中交织着普通话、方言土语、五四白话、汉字拼音化等多种声音的对话与论争;在文体建构中上演着旧形式、新形式、五四新文学形式之间的争夺。虽未能达成共识,但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路和大致的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丰厚的资产。     

世俗精神与生活美学——论阿城的小说学兼及寻根文学的“歧路”

从"推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角度"重返80年代",会发现阿城小说在立场与观念、题旨与人物、语体与文体方面都具有实质的创造性:他为文学寻根,疏离宏大叙事,回归世俗精神和生活美学;他的小说"三王"复调多义,塑造的人物具有原型意义,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他进行语体试验和跨文体写作,创作出了具有文章之美的诗化小说和新笔记小说。以阿城为"文化起义发动者"的寻根文学疏离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标志着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终结。     

文体批评史:体系建构与历史描述的新意--评《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

如果从 1 931年袁殊发表《报告文学论》算起 ,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已近七十年。在此期间 ,包括茅盾、胡风在内的诸多研究者倾情于探寻这一新兴文体的基本内涵、审美特性、文体功能、创作态势、历史律动以及创作主体的基本规范。某种程度上说 ,这样的批评与报告文学创作形成了一定的互动。然而相对于报告文学文体于世纪之初摆脱新闻与散文之旧制 ,由亚流渐成主流之新体 ,甚至在 2 0世纪的两个激变时期 ( 30和 80年代 )占据文坛制高点、成为引领风气之旗帜的阵势 ,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这一文体批评在系统性、学理性的提升方面抱有诸多的不满足。如…     

“文以足言”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生成及建构

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从“立言”之“不朽”所揭示立言为文的“文言”之语体形成,构成言与文相辅相成关系,以及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离,由此阐发言之文的文学语言功能作用;进而基于言意之辨与文笔之争拓展到言与体关系辨析,以有韵为文与无韵为笔的文体与笔体之辨,阐明文体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文体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特点,不仅形成“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之文势,而且形成文体语言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与呈现形态;再到“文的自觉时代”文学批评崛起,“论说”体以“理形于言,叙理成论”不仅凸显评论的功能作用,而且阐发评—论—理的层次序列与言—理—论的关系逻辑,形成“评者平也”“论者伦也”“说者悦也”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特征及传统,奠定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建构基础,至今仍然具有可供参考及启发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