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入粤始祖地研究

本文以创新精神,发掘孙中山入粤始祖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以全新的观点,探讨考证孙中山入粤始祖地在河源。首先,追根溯源,以孙氏新发现的历史族谱为主线索,以翔实的史料,印证翠亨孙氏与中坝孙氏一脉相传;其次,以列表细化的形式,让人一目了然,查看"东莞之说"的《孙氏家谱》实况,并生动有力地分析论证伪谱之事实,证实其辈份颠倒,记载年代与事实不符等史实,一一阐明河源是孙中山入粤始祖地。     

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中对传统的因袭

自西汉武帝采董仲舒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二千年间,孔孟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它与士人前程紧密结合,也形成国人的道德规范。近代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思想家们不可回避地都要对传统文化予以取舍。孙中山昌言其革命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本文旨趣,即在分析孙氏晚年文化思想中对传统的因袭,以概见传统文化之价值。     

坚实的建构需要深刻的审视

"学术"对于中国来说,有数千年的历史.学术史研究.前人大体沿循两条路径:一是"因书求学",侧重于从文献的传衍揭示学术的脉络,如章学诚<校雠通义>;二是"因人求学",重视个案研究,强调学术在学人之间的传承,如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首创"学案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给予了很高评价,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黄宗羲之后,学术史作为显学在清末民初勃兴,出现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皮锡瑞等一批学术大家.     

提升孙中山研究的取径

近年来孙中山研究总体上由显学退隐,同时在认识和史事方面也存在越来越多的新挑战,表明还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只是要在既有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摸高探深,必须讲究方法,多下功夫。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但又最为复杂多变,人物研究,看似容易上手,实则做好最难。善用长编考异之法,以俱舍宗治俱舍学,编辑各方致孙中山函电、孙中山史事编年以及孙中山思想政见论争等大型资料集,可以前后左右比较参证各种史料史事,推动孙中山研究更上层楼。     

先秦儒家八派及其与楚国的关系——结合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的考察

《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子张氏之儒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接近于墨家"的儒家学派;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大同小异,故被后世合称为"思孟学派";颜氏之儒应该是一个借庄子学派的宣传而出名的派别;漆雕氏之儒是个任侠作风鲜明的儒家学派;仲良氏之儒或许即是仲弓之儒;孙氏之儒是指荀子学派;乐正氏之儒则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一派。近年出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出现的儒家著作,主要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儒家学派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派或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偏重实行,少有著作传世;或如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出现时代晚于出土简帛下葬的年代。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地方自治"的不同表达——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诉求之探析

20世纪初年,地方自治被当成救亡图存的方案推上了社会舆论的前沿.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都将地方自治视为救国之途径.前者以主权在民作为地方自治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点,以县自治作为行使民权的手段,并将地方自治规划为训政时期的主要内容;后者以"预备立宪"为宗旨,要走"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的道路,行"绅治"或"官绅共治",借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对于地方自治之诉求,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回应;而两者对于"地方自治"的不同表达,则反映了对"自治"理念理解之深浅与阐释角度之差别.     

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误区与路径

当前普惠型社会福利建设存在忽视现实国情、误读普惠含义、重投入轻绩效、陷入泛民生化等误区。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既要统一规划又要因地制宜,实现增量发展;既要"扩面"也要"提标",实现协调发展;既要公平又要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规模也要质量,实现质量发展。阶梯式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融合了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追求福利理想又立足现实国情,优先照顾弱者又兼顾普惠全民,合乎社会福利本义和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发展方向。     

孙中山赶超西方思想述评

孙中山以富强中国为念,以赶超先进为怀,明确地表达了以最快的速度“并驾欧美”,“把中国变成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的宏愿。他提出了既要“取法乎上”,又要“登高自卑”;革命之后迅速转向建设,利用革命所创造的社会历史前提快速发展经济;既要学最新、最先进的东西,也要坚持自主创新;兼顾效率与公平,不仅在财富总量上赶超欧美,而且要在社会公正上使欧美“瞠乎后也”等重要思想,还提出了振兴实业、加强国防、科教兴国、民族融合等具体措施。他还总结了民国初年不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的教训。     

“究天人之际”——中国史学“宇宙本体论”的失落及其现代重构

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思维科学的新视野--关于非线性思维研究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非线性世界.为深刻提示这个世界的本质,科学也已从线性科学步入非线性科学领域.文章认为,非线性科学研究成果证明,不断演化着的大千世界,有线性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非线性相互作用在起着支配的作用.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注重"实体",又要注重"关系";既要注重"线性",又要注重"非线性".只有这样,思维形式才能有实用价值.     

“鲁迅作为方法”的三个层面

70后"鲁迅研究学人群体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素养,是目前学院派研究的主体,但同前几代鲁迅研究学人相比,学院派研究缺少一些研究的"温度",为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有必要借鉴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学派和中国1980年代以钱理群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学人的经验,即以鲁迅作为方法,将自身的处境以及社会现实问题作为鲁迅研究的驱动来展开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仅如此,"70后"鲁迅研究学人还要有意识地超越前人研究,其方法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思考"现代"及其问题,从长历史的角度质疑和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思维模式,在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下去重新审视鲁迅及其问题。     

《王力<古代汉语>注释订补》补

王力<古代汉语>(1981年修订本)注释中的疏误,笔者前已著文谈及.今王力<古代汉语>虽已于1999年5月出第3版(校定重排本),但其注释中的疏误,基本上一仍其旧.且此修订本不仅已经影响到一代学人,而且影响了一些重要辞书对语词的释义.如注司马迁<报任安书>"身直为闺阁之臣"的"闺阁"为"都是宫中的小门,二字连文即指宫禁",<汉语大词典@门部>"闺阁"条因误设"宫禁"一义项;注"视徒隶则心惕息"为"徒隶,狱卒",<汉语大词典@彳部>"徒隶"条除释为"刑徒奴隶,服劳役的犯人"外,又补释为"亦专指狱卒".又,释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三分割据纡筹策"之"纡"为"屈",即不得伸展的意思,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一定影响.笔者辩正此类误注,并指出了一些其他疏失.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清华学人与蒋介石(1926-1948)——兼论国民党与清华(联大)学术共同体之离合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清华在地理上始终远离政治中心,且由于美国背景之"庇佑",其政治色彩较之其他顶尖大学而言确实相对较弱。饶是如此,它仍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集中体现为与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联系。从北伐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长期处于权力中枢,但其形象多有变化。在天崩地裂的政局变幻中,清华学人内部也不断分化、分道扬镳。亲国民党的学人逐步南去,而多数学人则用脚投票,放弃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清华学人与蒋介石之分合,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也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与"政治人"之间极为繁覆的纠结。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谈马克思主义整体研究与理论创新的态度——以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思考为例

针对时代形势的变换做出判断,并进行适度的理论创新不仅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理论本身发展的必然。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创新要运用理论框架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方法,处理好几个关键性问题,即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这就既要"尊重马克思",更要敢于"质疑马克思";既要"坚持共产主义",更要敢于"正视社会主义";既要"把握精神实质",更要敢于"路径选择";既要"理论创新",更要敢于"践行共产主义"。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跨文化交际包括宏观跨文化交际和微观跨文化交际。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又称之为显学。跨文化交际自古有之,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际的活动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又和翻译活动紧密相连,没有跨文化交际的需要,就不会有翻译;反之,没有翻译,跨文化交际就无法正常开展和进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以及对翻译工作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既要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试论房地产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要保持"十-五"期间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快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房地产业既要向建设节约型,又要向省地型转变;既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又要向房地产业自主创新方向转变;既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又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主要表现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以及既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又要教育人民"学好文化"三个方面,这些思想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