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兴废与元代后期诗学思想的转变

对科举与诗消长关系的讨论在元初已经开始,但在实际经历过元代科举的元后期文人那里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切的感受,也因特定的时代环境,他们以更为主动的姿态抉择于仕进与作诗之间。诗社、文会也是有元一代极具特色的文坛活动,这种考诗较艺的活动与元代科举有密切关联,至元代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禁锢,诗社、文会则更为兴盛,也呈现出与元初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与教育影响——国际比较的视角

科举制度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儒学教育在东亚传播和演化过程成为"科举文化圈"形成与解体的重要背景。东亚科举制受各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科目设置、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在东亚教育史上,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一是科举制不能适应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化教育冲击动摇了儒学文化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导致科举制终结。从废科举过程考察,东亚存在国别差异。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但科举文化传统对当今东亚社会的教育观念、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和文化传承仍有重要影响。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论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

<正>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件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时报》曾满怀希望地指出:“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薄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前贤学人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论断予以评说,但或失之偏颇,或语焉不详,笔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角度,考察废科举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废科举所产生的社会冲击与社会震荡,从而将这一事件纳入社会变迁的轨迹,确定其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专题研讨: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

主持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2005年是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今年,不仅许多刊物开辟了科举百年专栏、发表众多论文,而且还将出版第一部科举学专著《科举学导论》;不仅在大学中首次开设了“科举学导论”的课程,而且还将于9月2日这一科举百年祭的日子,在厦门大学召开“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将有海内外众多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以及文博界、考试管理界研究科举的同仁参加这一盛会。废止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废科举后,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曾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     

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废科举百年祭

科举制是中国儒家社会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的制度性联结之关键枢纽所在.儒家道统的制度化、专制王权的合法化、宗族社会的合理化均赖其居中构建调节;中国儒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奥秘即在于此.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清廷仅认为是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1911年辛亥革命,二千年帝制王权覆灭;1915年新文化运动,儒家道统遭全面批判;1927年宗族社会之领导层--"土豪劣绅"在国民革命中被埋葬.废科举导致了中国儒家社会的全面散构与转型.     

论"依附型合作"——一种解读儒士与专制王权政治关系的新视角

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依附型合作关系.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依附型合作具有可能性,而合作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同,这种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依附型合作不仅仅是对儒士政治地位的静态描述,更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的互动模式.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古代中国,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南越阮氏王朝的科举取士及其影响

越南黎朝中兴后分裂为北郑南阮.南越阮氏政权实行军事化管理,以佛教为统治思想,不尚儒学,开科取士较晚,试法粗疏,并具有南越特色.虽然科举考试选拔了一批儒学人才,但在南越的社会流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文学儒士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越南南北科举取士试法不同,从中可窥见科举在南传过程中因应当地形势变化而呈现出北橘南枳的特色.     

北方幕府文人与元初北方文坛

金元之际,北方文坛并不寂寥。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等汉人世侯幕府以及著名的忽必烈幕府聚集了许多北方的儒士文人,从而在这些汉族世侯辖地和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聚合成大大小小的文人群体,汉族世候和忽必烈藩府文人群体以及依附汉人世侯庇护的北方文人之间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不同地区的文人之间又通过这些入侍及留寓幕府和世侯中的儒士文人相互沟通和交流,元好问、杨奂、许衡、姚枢、郝经、刘秉忠等幕府文人及一部分遗民作家共同开创了元初北方文学的繁荣。     

宋人志怪故事中的地域社会与伦理观念——以《夷坚志》温州故事为例

本文从地域关系的视角分析《夷坚志》温州故事中伦理观念与地域秩序的对应关系。简单地讲,温州本地社会中流传着报应故事,官场上流传着鬼怪故事,科场上流传着梦占命定的故事。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本地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报应观念是熟人社会构建道德秩序的重要方式;士大夫的游宦或者科举士人的游学生活是一个不断遭遇陌生环境的过程,鬼怪故事是宣泄恐惧情绪的途径;科举梦占故事则体现科举士人超地域的社会关系。此外,温州故事中还出现了两则自述故事,表现待阙者乡居时苦闷、紧张的生活。     

梁启超否定“废科举”了吗？

近几年,学术界对科举制度的千秋功过做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科举作为一项文官考试选拔制度本身所体现的——客观性、公平性、公正性及其历史作用,平了反、正了名。遗撼的是,在科举平反热中,也出现了一股否定"废科举"的思潮,有学人把"废科举"的决策定性为"失败的政策选择",并为此进行了一     

痴迷与困惑──蒲松龄科举心态解读

蒲松龄的科举心态是其复杂思想、矛盾情感的聚焦点和辐射源。由于科场蹭蹬,他在小说中让那些落魄文士高中巍科,借以张扬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由于科考磋跎,使其期待境界与现实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凝聚成批判科举弊端的主题。蒲松龄这种既痴迷又困惑的矛盾心态,既是由科举制度本身的内在原因造成的,也是传统文化心理与当时社会文化心理影响的结果,同时还与蒲松龄确证个体价值的二难选择密不可分。     

论清末民初的复科举主张

科举革废所带来的另面影响,加之新式教育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清末民初不断有人提出恢复科举.这其中既有传统士绅黄运藩和李灼华,也包括曾经激烈批判科举制的新学巨匠梁启超,留学生程树德也加入此中.复科举主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招致了力主废科举者的强烈反对,从而引起了一场论争.     

论方士与汉代小说

汉代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士:儒士、方士与文士。人们习惯认为,儒士是搞儒学的,方士是搞方术的,文士是搞文学的。由于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因而现在流行的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在论述汉代文学时,只是着眼于文士与文学的关系,而避口不谈或很少谈及儒士特别是方士与文学的关系。这是十分不妥的。其实,在汉代,文士与儒士、方士刚刚分离开来,他们之间还没有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士固然战斗在文学第一线,儒士、方士同样与文学同呼吸共命运。限于篇     

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儒士与侠气

秦汉以来,儒士逐渐成为"士"之主流,由于稳固的帝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部分儒士偏离了先秦的儒家精神,其思想与行为发生了种种变化:法家化,庄禅化,杨朱化,学者化。而秦汉以来受到多种压抑的侠士,逐渐边缘化,但是,"侠气"——一种精神气概、一种人格特质,却在社会中弥散存在,并且与儒士的思想与行为纠缠,一些儒士成为"侠气儒"。这种"侠气"养护了先秦儒家思想一些可贵的因素,而且,两宋以来,"侠气"却吊诡式的可以成为"君子"的构成性质之一。特定层面的儒侠互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意义。     

论宋代的“恩科”制度——兼评宋代的养士政策

如果说“恩科”制创立之前科举的主要功能是选贤任能的话;那么,自宋代“恩科”制创设之后,科举的功能则是选贤任能与养士抚庸相辅并行了。也就是说:“恩科”制的问世是科举性质发生转变的一块醒目的历史界碑。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尚未对其进行系统考察。为此,本文试对“恩科”创置的主客观因素、入试条件、录取与入宫等问题略作探讨,兼从养士的角度分析宋代“恩科”制的作用与影响。     

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废除已经一百年了,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至今仍莫衷一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当今学者对科举制的研究已经超越科举制本身,向着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乃至科举众多的具体分支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拓展。我们这里所推出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研究的最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