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颜子安贫辨

<正> 世儒常以“安贫乐道”赞许颜子,于是便有了颜子“安贫”说。但“安贫”一说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明颜子对待“贫”的态度,因此有加以辨正的必要。一,“安贫”非孔子思想孔子思想熏陶和哺育了孔门诸弟子,我们在研究孔门弟子时,自然要涉及到孔子的思想。特别是要了解“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的颜子对待“贫”的态度,更     

庄子“卮言”探源

庄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一般注家都认为它旨在说明庄子一书的文体。其中寓言解释为“寄托寓言的言论”,重言指“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但是注到了卮言,就出了些麻烦。凡关于卮言     

巧言令色，鲜矣仁--简论孔门言语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言语”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并在“孔门四科”中专门设立“言语科”，对于“言语”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巧言令色，鲜矣仁”是孔子对待语言的方式和策略的总的纲领。对“巧言”的批判态度构成了孔门言语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对后世文学观有着深刻影响的三种言语观，分别是“讷言”、“雅言”和“辞达而已”；以“仁”的标准来要求语言修辞，以语音的雅正和语词的文饰来要求语言的表达，以“礼乐文化”来要求语言的内在意义，这样的孔门言语观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残游记》:一部寓言体的小说

《老残游记》作为晚清的一部著名小说,自问世以来.其影响远远在同时代作品以上。这不仅仅因为“《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写的缘故,也不是因为鲁迅先生把它列入晚清“谴责小说”的缘放。其根本原因在于《老残游记》是一部寓言体的政治小说,它成功地运用了寓言这一艺术形式,借助寓言来寄托作者的心迹,借助寓言的意象来抒写作者的忧患意识,来表现作者对时局动荡的不安,从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它虽然是一部“游记”,实为一部寓言体的政治小说。一、名为“游记”,实为寓言     

论寓言的美

<正> 贺拉斯在他的《诗艺》里有这样一段话:“得到普遍赞赏的是融会实益和乐趣的人,他叫读者同时得到快感和教训。”在一切的文学艺术种类中,在使人“同时得到快感和教训”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品种是什么呢?我敢说是寓言。说让人从寓言中得到“教训”,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寓言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从每个寓言里都能见到教训。但是,说从寓言中得到快感却让人费解。我们知道,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快感的实际含义是审美意识的发生,即欣赏者感觉到了审美对象的美,产生了愉悦的心情。这样的推论结果是:寓言因为能发生快感,寓言也就有了一种美存在其中,也随之带来了寓言在美学上的一系列的意义。这个结论未免太大胆了点,因为多少年来,人们已经在寓言欣赏上     

庄子笔下的孔子

孔子是《庄子》一书出现频率最高的寓言形象，仅在庄子亲撰的“内七篇”就出现10次之多。而历来对寓言孔子的理解，大都属于曲解和误解。本文以“内七篇”十寓言中的孔子形象，与历史记载的孔子相关言行作比较，说明庄子重塑的寓言孔子形象，基本符合历史孔子的言行与思想。庄子一方面批判孔子的悖道，对其息黥补劓，一方面又挟发了孔子未必自知的真德，故寓言孔子形象具有成长性：从开始的“悖道大知”到最后的“顺道真人”，庄子充分肯定孔子的天赋真德，意在充分肯定永恒天道遍在于世间万物。     

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孔门伦理的批判

<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在这一斗争中,李大钊是一面旗帜。他第一个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对道德现象作了科学分析,因而对封建主义孔门伦理道德的揭露与批判最深刻;他还最先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新道德观,为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新伦理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对孔门伦理道德的批判中,有破有立,步步深入,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对孔门伦理道德的批判,也分为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初期)和五四运动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现分述如下:     

画龙点睛 相得意彰——《庄子》散文艺术文论之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庄子·寓言篇》对《庄子》中存在的大量寓言、重言的现象,概括甚当。离开寓言、重言,《庄子》不仅难享盛誉,甚至不成文章。寓言、重言在《庄子》中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庄子意旨并不在创作寓言,描述重言,而是借寓言,重言阐述其哲学思想。庄子冶寓言、重言与其哲学论旨于一炉:或有声有色地描述一系列寓言、重言,然后推出论旨;或开门见山,先点论旨,再以大量寓言、重言证之;或通篇惟见寓言、重言,而将论旨巧妙地融合其中,从而寓言、重言与论旨画龙点睛,相得益彰。在斑烂多彩的寓言、重言中,蕴含着庄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本文试就《庄子》散文这一创作特色作一探讨,求教于大方之家。     

钟嵘“寓言写物”的诗学意义

“寓言写物”是钟嵘给赋比兴的“赋”新增的一个特点。其中“寓言”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化用过来的;“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也在诗赋递变、赋体演化中由简单的“敷陈”变成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这种方法再次回到诗歌创作以后,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缘情绮靡的特征,对寓言写物进行了新的整合,尝试着用间接抒情的方式来抒写读者心中的意,并突出其以形写神、文词典雅的特性。寓言写物是钟嵘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唐宋诗学的发展导夫先路。     

孔门先进弟子异同论——兼评《论语新探·先进异同考》

<正> 孔子之门,有同有异,论者古今不绝.近人赵纪彬在其《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第三版专列章节,分别以《先进异同考》和《后进异同考》为题,“考定孔门自始即有路线分歧与学派对立”. 孔门弟子有何异同?异同是如何表现的?同者为孔门增加了什么?异者在根本问题上是否与孔子形成对立?这里仅就《新探》所论“先进弟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做些具体分析. 一、关于子贡     

章永璘和他的精神分析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读后

一 章永璘前一回(见《绿花树》)是专讲“食”——他怎样挨饿和读《资本论》,这一回(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似乎专讲“性”——男的、女的以及他的一段性生活的经历。 有人说,这是“禁区”的突破,是“开拓”。其实并不确。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普遍而永恒,这是孔门嫡传、孟夫子的一条重要遗训。因而纵为     

列维纳斯与故事

列维纳斯在其哲学写作中,很少使用例子和故事,这是不是对他异性的一种缩减,从而与他对他异性的倡导背道而驰？因为故事或文学,比起哲学论述更加多义,更加他异,也更能表现道德两难问题。故事、叙事这一视角,提供了一条重新理解列维纳斯思想的路径,涉及其思想中“言说”与“所说”的关系,以及言说的“述行”等问题。一方面,列维纳斯对“故事”抱有怀疑;另一方面,在他的哲学论述中又可以发现某种隐含的“叙事”,以及后期对于这种“叙事”的刻意消解。通过对故事、寓言与现代寓言之间的辨析,可以发现一种列维纳斯哲学与卡夫卡式现代寓言以及《塔木德》解经之间共通的可能性。对于哲学与叙事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伦理地阅读列维纳斯”这一问题。     

吐峥嵘之高论 开浩荡之奇言——谈《庄子》鲲鹏的寓意

活动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哲学家庄子,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位大宗师。《庄子》三十三篇,原本是哲学著作,却被历代文学家奉为瑰宝。特别是在表达抽象的哲学思想时,它采用了“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寓言》这种奇特的方式。在《庄子》的某些文章里,寓言一个一个接踵而来,几乎看不到成段的议论,寓言开篇,寓言结尾,寓言读完了,文章也结束了。这样的文章,在哲学家眼里,它是精采的哲学论文;而在文学     

论庄子的言说方式──重释“巵言、寓言、重言”

《庄子·杂篇》的《天下》和《寓言》中，称庄子的言说方式为“言、寓言、重言”，但这两篇文章对这“三言”的解释有很大不同，笔者已在《说庄子悖论》[1]一文中作了详细辨析。并进而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文体风格层面去把握庄子的言说方式，必须联系庄子的哲学思想，在“正在说不可说”这个哲学悻论的基础上去理解．本文意在以《寓言》将为本，重释庄子的言说方式。为了行文方便，先释“重言”。《天下》云，“以重言为真”[2]。郭象未注此句，而在《寓言》的“重言十六”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成立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间尊…     

孔墨文学思想比较谈

在先秦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孔子墨子分别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孔墨两派影响都很大,学术思想源远流长,韩非将其并称为“世之显学”。然而,孔墨两派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引起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儒墨之争”。墨子早年曾经师从儒者,后来逐渐与儒家学说背道而驰,本文将主要从文学思想方面阐述孔墨之间的传承关系及他们的不同。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战国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礼乐征伐自诸侯…     

《庄子》辞语意象手法略论

鲁迅先生说:《庄子》一书“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的确,在当时,雄居百家之首;而对后世,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写作手法上,更具独特的创造性。对此,我们应该作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1《庄子》写作手法,在其《杂篇·寓言》中,也作有这样几点简单说明:即“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这就是说,“寓言”十分之九,是假托;“重言”即庄语,才直接论述其观点;“卮言”即零星之言,就任其自然贯穿全书。这     

冯雪峰的寓言创作初探

<正> 翻开冯雪峰的寓言集,宛如走进一座寓言之林,千株万树,奇花异葩,令人目不暇接,在美的享受中领悟人生真谛。这些千姿百态、绚丽多采的艺术珍品,使冯雪峰成为中国现代寓言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冯雪峰的寓言基本上都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写的。当时的上海,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国民党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实行法西斯统治,任意逮捕居民,进步的刊物和报纸全部被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家不便于用小说等文艺形式发表对时代的见解,而迂回曲折地反映现实的寓言倒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读者可以从寓言世界里得到“由此及彼”的启示,从中领略时代的风云。冯雪峰的寓言就是“反动政权下言论极端不自由的结果”(《雪峰寓言·后记》)。解放以后,当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能够畅所欲言     

中国寓言产生的时间新探

关于中国古代寓言产生的时间,多年来大家都认为始于战国。白本松在《试论中国寓言的产生及早期的发展》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寓言至少始于殷商中后期(即公元前十三世纪)。其理由是: 一、寓言脱胎于比喻,而殷帝盘庚在劝说臣民迁都时,就有许多比喻。如“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这里他把不愿迁都的臣民     

“混合体”小说的特点及其命运

把不同的题材或不同的文学流派混合起来,表现在一篇小说中,这不属于“混合体”小说。我们说的“混合体”小说,仅仅指不同文学体裁、不同文学类型的“混合”,如寓言和小说混合成“寓言小说”,童话和小说混合成“童话小说”之类,或者几种文学体裁一起混合成很难说出名称的小说等。“混合体”小说不是小说与别的文体杂乱无章的机械的拼凑,而是有机的结合。当两种或几种文学类型混合在一起时,它具备了独立的生命,但仍不失去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