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关系辨证

<正>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关于这场战乱的起因,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分析,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特别强调与河朔胡化的关系。①陈先生认为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这一善战民族的组织成份有高丽、突厥、回纥、奚、契丹等,其中尤有不少中亚昭武九姓种人。从当时各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来看,高丽、突厥、回纥、奚、契丹部族邻近河朔地区,其被安史吸收自然是可能的,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中亚的昭武九姓为何能辗转移入河朔?其性质如何?陈先生虽有分析,尚有未谛之处。另外,记载安史之乱的文献中“羯胡”、“柘羯”、“杂种胡”诸名词与昭武九姓种人的关系如何?②河朔地区是否全然胡化的地区?也是一些值得再作研究的问题。     

“戊地”小考

新版《辞源》第1183页有“戊地”条。该条的阐释文字是;“古西域地名。唐时昭武九姓之一。见《新唐书》221《西域传下》《康》。《大唐西域记》一作‘伐地’。”那么,“戊”“伐”之间,哪个为确?抑或二者都对呢?我们推究的结果是,通行本《大唐西域记》的这个“伐地”,仍是“戊地”之误。研究者不难发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与《大唐西域记》有着重要的因缘关系。《隋书》《康国传》以及《旧唐书》《康国传》均无“戊地”这一名称,而《旧唐书·经籍志》不曾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有《大唐西域记》。这说明刘昫等人莫能见到而宋祁等人则见到《西域记》。同时,我们看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的内容,要比《旧唐书·西戎传·康国》多出好几倍。进而我们又从这里清楚地看出《新唐书·康》取材于《大唐西域记》的印迹来。例如《西域记》卷一所记飒秣建国(康)、捕喝(安)、劫布呾那(曹)、赭时(石)、弭秣贺(米)、屈霜你迦(何)等国名,在《新唐书·唐》中竟是一字不差的出现;此外还有一些     

消费“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

《学术论坛》1985年第二期,刊登了杨欢进、王毅武同志:消费“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吗?说消费“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这正是“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并认为我的文章(见《学术论坛》1984年第三期) “面临着三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对此,我认为有弄清楚的必要。     

旧说武则天扼婴、杀子失实之补证

本文所考武则天的两件史实,前辈学者(特别是罗元贞先生)早有精论。兹再予以补证,以期引起世人注意。一、关于武则天扼婴之事在武则天一生中最令人愤恨、并为后世所齐声唾骂者,莫过于《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的如她扼杀亲生女儿、以诬陷王皇后一事。关于这件事,罗元贞先生早在1951年就指出纯属捏造。但论证较略,未引起世人注意。笔者完全同意罗先生的观点,并补证如下: 《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载有武则天扼婴一事,并断言该事为高宗“始有废后意”之根由。《资治通鉴》在永徽五年“是岁”二字之后     

关于《新唐书》思想倾向的考察

历来关于《新唐书》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编纂体例、史料扩充、叙事简洁等方面,对其修撰思想的探索显得十分欠缺。而这一点对于认识《新唐书》在“二十四史”中的地位,又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本文拟对《新唐书》的思想倾向作一粗略考察。《新唐书》的修撰,是在五代割据时期所修《旧唐书》之后一个世纪才由北宋政权重新提出的。重修的原因,在欧阳修起草的《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十分明白。一是向往唐政权     

关于唐会昌年间俸料钱数额问题

《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唐会昌年间官吏俸料钱数额可能有错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一文中指出的。陈先生说:“新志所载俸钱之数,为会昌时之定额,而白诗即作于会昌时,断无相差十倍之理,其为误记,尤显然易见也。”又说:“唯《新唐书·食货志》所记俸额,自太师起,至太子少傅止,较《会要》《册府》之数,多     

“金色虾蟆争怒眼”试解

“金色虾蟆争怒眼”试解程民生唐末农民战争前夕，社会上流传着一首童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引日唐书·黄巢传》和《新唐书·五行志二》都记载了这一黄巢大起义的先声。史学界认为，这是黄巢起义前的舆论准备，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     

关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考察之一(提纲)

关于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朱光潜先生说:“对美学和文艺创造的意义特别重大”。我国美学界一般也都持这一音法。但具体说来,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见解就很不相同了。 我认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一手稿中“异化劳动”这一节里提出来的,因此有必要先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

李白《早发白帝城》一诗,流传千古,脍炙人口。但是,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说法很不一致。到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下面三种观点:(1) 王瑶在《李白》中认为是李白二十五岁的时候,“出蜀途中离开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到江陵时作的。”(2) 朱东润在他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说:“唐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李白长     

“单线论”还是“复线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时间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所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单线论”。这种“单线论”把人类社会复杂的历史过程看作是:原始社会     

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     

商族起源诸说辩析

商族起源是殷商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司马迁以来大约有过西方说(分商洛说与杜亳说)、晋南说、东方说(南亳说与北亳说)、河北说(含漳河说)、辽西说(幽燕说)5种大相径庭的观点。本文对每一观点进行辩析。 商族源于西方是最古老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不过司马迁只说汤来自西方而没有说清西方何处。东汉郑玄注曰:“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但是许慎《说文解字》却认为亳在“京兆杜陵”,徐广也持同样见解,清代学者俞正燮更力主此说。因此,在西方说中实质包含了商洛说与杜亳说两种观点。     

唐代渤海长岭府考

《新唐书·渤海传》记载:“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府,……;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长岭,营州道也。”贾耽《道里记》(《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引)记载:“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一般公认的看法     

杨妃籍贯考

关于杨贵妃的籍贯,史书记载颇多抵牾。《新唐书·杨贵妃传》载:“玄宗贵妃杨氏,随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太真外传》说她为“弘农华阴人也,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其父元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新唐书·杨元琰传》载杨元琰是“虢州阌乡人”。 偶读《全唐文》,看到有篇文章叫《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见《全唐文》卷四○二),是唐天宝时(公元742—756年)四门助教许子慎撰文。碑文说:“杨妃容州杨冲人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初诞时,肌白如玉,相貌绝伦,后军都督署杨康见之,以财帛啖其父,求为女,妃家素窭,不得已与之。康     

《文心雕龙》中的道家思想

在论述和评价刘勰的文学观点时,很多专家都强调指出:刘勰的文学观点渊源于儒家的文学思想,“刘勰的中心思想毕竟重在发挥儒家的现实主义理论”(郭绍虞说)。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还有一些儒家以外的思想,对刘勰也有相当重大的影响,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家思想。说到这里顺便插几句话,去年十月笔者到四川大学访问杨明照教授(《文心雕龙校注》一书的作者)时,他曾提到周振甫先生也认为刘勰颇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一下刘勰文学思想中的道家因素,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在《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刘勰对道家的推崇并不亚于儒家。《文心雕龙·诸子》说:“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爱序道德,以冠百氏。……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这是孔、老并重。《文心雕龙·诸子》:“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灭惑论》:“得意忘言,庄周所领;以文害志,孟轲所讥。”这是孟、庄并称。又《灭惑论》说:“若命缀俗因,本修教于儒礼;运禀道果,固弘孝于梵业。”“寻柱史嘉遯,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这是儒、佛、道三位一体。从《文心雕龙》对老、庄著作的评价来看,刘勰对老子的著作评价甚高,而对《庄子》     

说《关雎》

<正> 一、《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吗? 《关雎》居《诗经》第一篇,过去认为是“四始”之首,是很重要的一篇,但它是一首什么性质的诗,历来说法却不一。前见《文学评论》八○年二期上有《关雎章臆断》一文,把过去的说法归纳为“讽刺诗说”、“赞美诗说”、“爱情诗说”,并—一作了分析批判。文中有些观点是对的,例如认为《关雎》不是民间诗及对“窈窕”的解释,都很好;不过他的最后结论,认为《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这就大有可商。     

也谈《锦瑟》

王渔洋说过:“一篇《锦瑟》解人难”。对李商隐《锦瑟》诗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是悼亡之作,如朱彝尊、冯浩等;另一种认为是自伤身世之作,如何焯、宋于庭等。此外,还有种种解释:有的认为“锦瑟”是令狐楚之妾(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三);有的认为“锦瑟”是当时某贵人的爱姬(见刘攽《中山诗话》);还有的认为是专咏“锦瑟”这种乐器的,并说锦瑟之声是适、怨、清、和的(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二十二)。近年来,有关论著。对于《锦瑟》一诗的意见也基本上未脱离“悼亡”、“自伤身世”这两说的范围。我们认     

宋之问“赐死”钦州考

唐初著名诗人宋之问死于何地,是历史上一个悬案。一说赐死于钦州。《旧唐书·文苑·宋之问》说:“睿宗即位,以之向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徙所。”一说赐死于桂州(今桂林)《新唐书·文艺·宋之问》说:“睿宗立,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并赐死于桂州。”同时对他临死前的情况还有具体的描写:“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诀。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 ’乃饮食洗沐就死。”《临桂县志》更进一步说:“桂州有之问宅,当是贬钦州不行,逼死于此。”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我认为第一说比较可信。     

“相国”、“丞相”官称考

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的观点出现后,引出了古往今来关于春秋战国“相国”“丞相”官称的许多不同看法:如《汉官仪》说“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说“始皇始置相国”;《历代职官表》说“相国在丞相之上”,等等。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新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一反上述传统说法,认为:“所有记载中的‘相国’二字,都可以作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