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江总山水自然之"康乐体"——以《〈游摄山栖霞寺诗〉 并序》 为例

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新局面,对后代文人山水诗有着重大的影响。历时1 60年后,南朝陈代重要文人江总在宫体诗盛行之时仍学"康乐之体"书写了大量的自然山水之作。随着诗学在南朝的发展,江总自然山水之"康乐体"对谢灵运有着鲜明的继承,但更有超越。江总将目光从宫廷转向山水、佛寺、庭院等自然风光,注重对景物细节的描写,刻画清新小巧的景致,在幽静、清冷的意境中以释对山水,蕴含淡雅、清幽的悲思。远离尘扰,在自然山水中抒发情思与人生感悟,而诗尾往往回归佛理,使六朝诗学实现了从"以玄对山水"到"以释对山水"的转变,为唐代实现"以禅对山水"做好了铺垫。     

开发荒野的现实历程与回归荒野的精神之旅——中国古代山水诗的生态视阈

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山水世界体现了荒野特性和荒野品质,或者说,山水诗塑造了一个荒山野水的意象世界.这一意象世界,一方面体现了人类通过开发荒野推进文明历程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类渴望回归荒野以寻找自我的精神世界.山水诗所呈现的人类与荒野之间的深刻关联,体现了人性与自然冥合的文化特征,中国古代山水诗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超拔的艺术成就.     

中国古代文士名人的旅游美学意蕴探微

我国古代文人名士大都钟爱游历山水,欣赏绮丽的风景,为之感叹吟咏,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描绘风景美的游记、山水诗和山水画等,从上述作品里我们可以梳理出我国古代文人名士在旅游审美活动中推崇"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旅游美学思想,并且从游历山水的实践中总结出诸多旅游审美方法和经验,掌握高超的旅游审美技巧,如"游道"、"游术"等.我国古代文人名士的旅游美学思想在中国园林、建筑以及现代旅游资源规划设计开发上有很好体现,对我们来讲,是一笔宝贵财富.     

从"遣有"到"即有"——论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内在理路

玄言诗的产生与作为具体物象的山水有内在联系,但玄言诗所体现的责无贱有思想又隐含着理论上的危机和实际操作的困难.针对"遣有"和"涉无"的矛盾,孙绰提出了"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实现了由被动"遣有"到了主动"即有"的审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直觉观物方式也解决了"即有"如何"得玄"的审美体验问题,由此形成了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契机.山水诗的出现是玄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玄言诗转入山水诗实际上体现了体玄者由外部脱落山水形相到从主观内心超越山水形相思路的转变.     

中国自然审美传统的普遍意义

中国自然审美传统对当代自然审美研究有普遍的理论借鉴意义。历时地看,在审美实践上,中国自然审美史呈现了人类自然审美从形式之美到情意之悦,从对象自然到环境自然的发展层次,提供了纵游山水、园林建筑和山水艺术自然审美三大形态。逻辑地看,在审美观念上,中国美学提出了"天文"这一自然审美基础性观念,正面回答了自然审美独特价值和普遍价值这两个自然审美最基本问题,解决了"天文"与"人文"关系问题,足可形成较系统的自然审美理论。当代社会应确立"依天立人"的中道天人观。     

审美的"心理距离说"与"入出说"比较研究

几乎所有的美学都包括美、审美和艺术这三个内容,其中审美活动是联接自然界的必然与精神界的自由的桥梁。本文以审美态度为视角,描述了西方美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并将之与我国的"入出说"作对比。本文通过对"距离说"与"入出说"的比较分析揭示,审美体验中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审美原则的实质是对世界的审美态度,着重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多种文化体系之间对话的现代性意义。     

"审美空间"--艺术意境的现代界说

在各种各样的意境内涵现代界说中,主要有"情景交融"说、"典型形象"说、"想象联想"说、"情感氛围"说、"审美空间"说和"哲理意蕴"说这六大界说,各学说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意境内涵的界说系统.艺术意境的"审美空间"说强调意境是生于象外的"艺术空间"、"想象空间",注重意境生成时的心理想象特征,注重中国古代审美心理超越"象外"的艺术趣味,切合中国艺术审美实践的感性经验."审美空间"说的提出,在建构意境范畴的内涵系统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上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心中之景与眼中之景——陶诗与谢诗的文本差异及其文化原因

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作为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创始者 ,都是自然的最早讴歌者。他们也都是在两晋六朝玄学语境中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但由于各自出身与经历的不同 ,他们对玄学精神采取了不同的把握方式 ,表现于诗歌作品 ,也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达到不同的境界。陶渊明一生酷爱山水 (还有酒 ) ,但他却未能成为山水诗的创始人 ,而且在他的作品中也几乎没有一篇是纯粹描写自然山水的 ,这正是因为自然山水对他而言并非“眼中之景”,而是“心中之景”,是生存环境 ,即“田园”;谢灵运能够成为山水诗的创始人 ,是因为自然山水在他眼中是审美客体 ,是描摹刻画的对象。“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区别根本上不是对象不同 ,而是态度不同 ,是进入对象的方式不同     

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境界

境界说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也是我国古代审美理想和审美心理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建筑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最基本的哲学内涵,形成了独特的"五位四灵"风水理论、尊卑有序的平面布局和山水之间的园林景观,其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主客契合、以有限寓无限,对宇宙本体和自然生命的追求,表现造化生动的图景,正是"境界"的美学本质。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形式,民居院落、宫殿组群、园林景观则分别体现了审美境界中"物境"、"情景"和"意境"三种审美意识结构。     

美在自美:盛唐诗美观的生态本位特质

盛唐山水诗人的美在自美、物皆自得的诗美观,最充分地突出了自然物象自身美的客观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了自然中心的生态价值观,表现出一种超越社会伦理意义的审美德性。这种以自然目的为目的的山水精神,以生态本位为基础的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创造,最易于接受到山水外物所给予的真谛暗示,亦便于完成参透本体的感性超越,他们的人生态度即在禅悟的过程中融入山水而变成了"自然景色",其作品呈现出形意和谐、意象平衡的诗美形态,形成了盛唐山水诗美的生态本位特质。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