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试论新诗中的“小令”

一新诗在历史上还是一种很年轻的诗体,还在艰难地摸索着前进的道路。已故诗人、诗论家何其芳曾说:“从‘五四’早期的诗歌起,我国古典诗歌的精炼和完美的传统,炼字炼句的传统,在新诗里面太少见到了。”确实,大量新诗写得比散文还“散”,缺乏我国传统诗歌、民歌所体现的民族形式——语言形式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王维诗“诗中有画”成因探

诗歌为文学(语言)艺术,有人称之为时间艺术、表现艺术、听觉艺术;绘画为造型艺术.有人称之为空间艺术、再现艺术、视觉艺术等;两者分属不同的艺术范畴.为不同的艺术形态。从各自不同的修饰语看,它们从创作过程所运用的手段和表现形式及艺术构思.到艺术品的审美特点风格特色等等,都有着分明的界限和严格的区别。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从处理对象区别诗和画:“就处理对象说,诗属于精神哲学.画属于自然哲学;诗描绘心灵的活动,绘画研究身体运动对心灵的影响。”(《笔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人们更断然区别诗和画,德国的莱辛从创作角度区别诗和画:“只有那些搞不清诗、画两者界限的诗人们、画家们,才会继续把‘诗如画’当作金科玉律;绘画凭线条和颜色,描绘那同     

一个粲然耸立的新山系——新时期新格律诗系统初探

这几年中,在新诗原野上,误解新格律诗的云雾飘去浮来很有一些。涉足新诗理论界,我们不难看到这类意见:新格律诗,“至今仍在虚无飘缈之中”.“关于新的格律的设想几乎”“变为空想、空谈”。“诗蔑视法则和题材”。“历史上有出息的诗人和诗论家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诗歌理论上都是反对格律束缚的。”“现代的沸腾的社会生活和多变的日趋复杂与严密的现代语言使诗人写不出现代格律诗。”“诗摆脱格律的束缚倾向散文化,追求一种散文美,如此方能无拘束地表现这个时代千变万化的事物.”按照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可以认为一切研究对象都是一个系统.此文拟     

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刍议

以苦吟出名的晚唐诗人贾岛,诗中颇多警句,其最为人所称道者,当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对此二句,作者尝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以为这二句与全诗联系起来看,却算不得佳句。该诗题作《送无可上人》,诗云: 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终有烟霞约,天合作近邻。 清人施闰章在《蠖斋诗话》里说:“余谓此语宜是山行野望,心目间偶得之;不作送人诗,当更胜。”今人潘述羊也说:“既是送人诗,而且似乎还是送别诗,就不该写和尚‘独行’与‘数息’。”(《写作掌故杂谈》) 《送无可上人》为送别诗,送别之作,说被送之人“独行”、“数息”当然欠妥。而问题在于这“独行”、“数息”是否如前之论者所言,是指无可上人。鄙见以为,这二句并非指无可,而是写送别无可上路后,作者自己独行野望、徙倚徘徊之情的。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贵刊1981年第9期《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作者李壮鹰)一文有一条引文有误。该文曰:“刘勰之后,不少人都提到过艺术构思的‘虚静’问题。皎然《诗式》云:‘有时意静神至,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意静’,即诗人内心的‘虚静’;‘神至’,即意识活动以理智为主宰。”按:皎然《诗式》作“意静神王”,而非“意静神至”。该文作者未注明版本,不知“神至”一语本诸何处。查《历代诗话》上,第31页,《诗式·取境》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历代文论选》二,第76页《诗式·取境》条皆作“意静神王”,唯有罗根泽先生的《中     

“能观”辨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人间词乙稿序》) 关于“能观”,佛雏先生诠释说:“‘能观’者,诗人在对某种客体的直接观照中,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领悟’,叔氏称之为‘审美的领悟’。”“无此‘静观’与‘审美的领悟’,任何艺术(包括诗词)境界均无由形成。”“故诗人必‘无我’(高度的客观)而后‘能观’,从而到达“审美的领悟’。”即便认可王国维所说的“观”就是叔本华的“直观”与“静观”,佛雏先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病态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征——中西苦吟诗人比较研究

“病态的花”,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对自己的诗集《恶之花》的自谓。它来自《恶之花》的题辞。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释曰:“其实,题辞明确了‘恶之花’就是‘病态的花’, 恶之为花,就是将丑在艺术上加以表现,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从中引出道德的教训。”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这种创作倾向,颇近似于我国中唐时期的一批诗人。他们以孟郊为代表,形成了我国古代的一个独特的诗人群体——苦吟诗人或称苦吟诗派(参看拙文《中唐苦吟诗人综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他们也以表现丑为审美追求,也在诗中描写了社会的病态与病态心理。因之,本文题目融二者为一体,以“病态的花”代指他们的诗歌及其基本风貌,以     

何其芳及其诗浅论

本文对何其芳及其诗勾画出了一个总的轮廓。文章共两个部分:其一,诗人之路:上下而求索;其二,何诗之形式:格律——散文化——格律,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轨道。作者认为,研究何其芳在探索诗歌艺术形式上所走过的道路,在今天是颇有意义的。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歌创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理论历来备受责难批评,冯班《严氏纠谬》驳他说:“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乎?”何焯也说:“刘后村有云,‘诗人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此论足使羽辈结舌。”(《严氏纠谬评语》)他们都误解不落言筌为不用文字语言。这种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殆成定论。     

“妙”论——六朝美学的一个独特范畴

“妙”之解义六朝美学产生了一个独特的范畴:“妙”。朱自清先生曾经这样写道:“魏、晋以来,老、庄之学大盛,特别是庄学;士大夫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欣赏与批评也在长足的发展。清谈家也就是雅人要求的正是那‘妙’。后来又加上佛教哲学,更强调了那‘虚无’的风气。于是乎众妙层出不穷。在艺术方面,有所谓‘妙篇’,‘妙诗’,‘妙句’,‘妙楷’,‘妙音’,‘妙舞’,‘妙味’,以及‘笔妙’,‘刀妙’等。在自然方面,有所谓‘妙风’,‘妙云’,‘妙花’,‘妙色’,‘妙香’等,又有‘庄严妙士’指佛寺所在;至于孙绰《游天台山赋》里说到‘运自然之妙有’,更将万有总归一‘妙’。在人体方面,也有所谓‘妙容’,‘妙相’,‘妙耳’,‘妙趾’等;至于‘妙舌’指的会说话,‘妙手空空儿’     

论宋诗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特性

宋诗作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显目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尊宋诗者则谓“宋     

群山中的一座高峰——论殷夫的诗

殷夫早期的诗歌记录了诗人的矛盾、痛苦、幻灭与兴奋,成为职业革命者后,歌唱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斗争成为其诗歌主旋律。这时期他的诗歌情感激越刚劲,节奏明快有力,语言铿锵富有鼓动性,被称为“红色鼓动诗”。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红色鼓动诗,发掘其诗在形式、格律以及语言方面与同时代的革命诗人的独特之处。     

读《随园诗话》

清袁枚《随园诗话》(下简称《诗话》)卷一之二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高阳说诗: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

《高阳说诗》是高阳的诗学代表作，曾获学术界很高评价。高阳说诗师法陈寅恪，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这是传统诗歌考据学在现代的新发展。本文试图揭示高阳说诗与陈寅恪说诗的渊源关系，并试图通过两者之间貌同实异奇特关系的比较剖析，来探论诗歌考据学应有的学术方法、学术规范、学术性格及其现代型态。高阳私淑陈寅恪的直接证据，共有四条：（一）虽然，高阳写旧体诗的老师是“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学藩）先生，在《高阳说诗》（增订本）序中，也说过“我在诗上的一点浅薄功夫，无论是‘作’还是‘话’，都颇得周弃子先生的教益。”…     

作为运动的新诗艺术群落(1949—1986)

一、流派或亚流派:诗歌艺术群落的范畴诗的历史和现实,作为一个宏大的整体,是由无数的个别合成的。一首诗,一个诗人,都是构成这个全体的个别成分。从正常的状态来考察,形成诗歌史的每一个个体,都应当是特殊的,这种众多的表达内容和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体现众多诗人的个性。诗歌创作主体的个性化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呈现,也一定程度显示这位诗人的价值。诗歌史上凡是有成就的诗     

“对峙中的统一”与“深刻的思想积淀”──也谈中国当代新诗现象

发展着的当代诗歌（或称中国“现代诗歌”），展示出非常复杂的诗学命题现象。诗歌界出现的众多的“流派”名称，更大的意义上，是诗人们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探索而提出的特殊命题；朦胧诗以后的诗歌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交错性和互容性。诗歌的写作由过去的精神压抑向精神的自由释放发展，因此诗歌的内涵意义由浅薄向深刻发展，诗歌的语言形态白“千人一面”、“言不由衷”向诗歌话语的个性化发展；“诗”，真正变成为“诗”，而再不是具有语言美的“意识形态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