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中国宪政理念的发展与辛亥革命——以清政府、梁启超和孙中山为考察对象

清末民初,宪政改革是主流共识。清政府把宪政视为工具,维护其君主专制。梁启超的宪政理念是支持民权、反对专制,但是他与现实妥协,提倡＂开明专制＂。孙中山的宪政理念以民为本,主张共和宪制,更符合宪政的内在价值。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宪政理念的发展密切相关。     

民权法案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

黑人民权运动是美国60年代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权法案的颁布对美国黑人在政治、教 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带来很大影响。但黑人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平等,由此可见,黑人民权运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论梁启超的人才观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教育改造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精辟的见解,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文章就梁启超关于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的关系进行研究,评述他救国先救人,兴国先"新民"和兴学校培养人才的举措产生的影响,肯定其思想和主张的积极意义,指出其政治的过失,评价其学术与政治错位对他的影响.     

晚清“新小说”之先声——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一直以来都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为开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主要阵地。对于小说社会价值的认定也是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据。《清末时新小说》的问世,为晚清新小说的起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拉开晚清新小说序幕的当是傅兰雅所倡导的《清末时新小说》。     

清末法制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清末法制改革是20世纪中国法制史极其重要的一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特征主要有初步树立了"变法图强"、"以法为治"的现代化法律观念;确立了立宪法、开议院、伸民权,建设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体系较为完备的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开创了司法制度和法律操作程序现代化的先河.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梁启超"群"观思想初探

梁启超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但目前研究者在评价梁启超政治思想中有关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观点时存在着很大的差致。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梁启超和清末历史发展的理解。     

清末民初“新国民”思潮发展评析

清末民初研究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新国民"思潮,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大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严复的"三民说"为代表,注重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第二层次以孙中山的国民心理建设为主.第三层次以新文化运动先锋解放国民主体意识为主.     

宪政之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思想

梁启超在清末反对革命共和,在民初又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对梁氏的这一政治态度,学术界多强调其"多变"的政治性格,而对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似乎关注不够。对国体和政体关系的认知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一直主张在既定的国体之下逐步实现政体改革,在清末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民初则维护共和国体;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力图阐明政治制度与民主宪政演进的一个规律:国体固然可以采取"革命"的方式迅速发生变更,但政体却必须通过"进化"的过程才能逐步完善。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在20世纪初,"睡狮"、"醒狮"成为中国士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性说法.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睡狮/醒狮"形象作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绪符号,再次引起人们热议.不过,清末"睡狮"说的起源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在涉猎了众多资料后,发现"睡狮"形象最早是在戊戌时期由梁启超创造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梁提出的"睡狮"实际上是指弗兰肯斯坦之怪物.梁之所以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他受天津<国闻报>的一篇文章(和严复按语)的启发而把弗兰肯斯坦误解为状如狮子的人造机巧怪物."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可能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其间接得到的有关吴士礼(Wolse-ley)、弗兰肯斯坦之怪物的知识,发挥想象力与其读过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于1898-1899年创造出来的.与我们现在的常识不同,在那之前外国没有称中国为"睡狮"的例子.应该说,清末"睡狮"形象急速而广泛的传播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的"睡狮"而出现的文化现象.中国="睡狮"(Sleeping Lion)这个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才流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的.     

从《申报》中关键词的词频论清末政治

借助《申报》数据库全文检索1872-1911年间我国政治方面的关键词的词频,是验证学界有关清末我国政治定见的有效路径。具体来说,在政治体制方面,"民主"比之"民权"更经常被提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派在20世纪才为国内舆论较多关注;清末推行预备立宪缺乏舆论准备,操之过急。在国家存亡方面,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影响巨大;甲午战争的影响不容高估;1905年是清末的关键年。     

梁启超对功利主义学说的"转化"与"调适"及其原因

清末以来,西方各种思想学说传入中国大多发生了"转变"和"调适".梁启超的功利观就是一种基于"群己和谐"的功利观,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盛行的清末,梁的功利观中明显强调"集体利益",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功利现,这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功利观不同.粱启超功利观的这种转变和调适的原因,既有其受日本相关学说及西方学者对边沁功利学说修正的影响,又有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功利观"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清末民初的乐府诗批评,参与批评的文学家既多,其所批评的内容亦多种多样,应有尽有。其中,以刘载熙之"乐府综合论"、朱庭珍之"乐府作法论"、张山之"乐府诗题材论"、梁启超之"汉魏乐府论"、黄节之"汉魏乐府风笺"最具代表性。而且,其创获之丰硕,特点之鲜明,是绝不亚于清代前、中期之乐府诗批评的。对清末民初这些"乐府批评论"进行归纳与述论,有利于认识与把握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走近作为教育家的梁启超——简评《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

梁启超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清末民初的各次政治事件都有他深度参与的身影;是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大家、学术大师,给后人留下1400多万字的精神文化遗产,登上文坛后平均每年写下39万字.作为教育家,梁启超做得也非常出彩、出色.社会教育方面,他发表的倾动一时的《新民说》,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代表作,他自己也以启蒙大师的不朽地位被镌刻在思想史的丰碑之上;学校教育方面,他跻身因培养了举世公认的50多位学术大师而在教育史上享有盛名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阵容;家庭教育方面,他创造了"一门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家教传奇.俞祖华、俞梦晨的新著《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对梁启超的育子之道与家教传奇进行了深度的、全面的诠释与解读.     

论梁启超的史剧观——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为了"振国民精神",极力宣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成为清末民初第一位勾稽史实、探索《桃花扇》创作主旨的学者。与孔尚任自己的评点本《桃花扇》相比,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批注范围和批注内容上都围绕史实展开,反映了极具梁氏色彩的史剧观。     

对我国党权、民权和政权关系的认识

相对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权而言,党权、民权和政权可以称之为"大三权",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政权是实现党权和保障民权的制度形式,民权是党权和政权的基础和目的;民权监督党权、党权指导政权、政权促进民权.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大三权"的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梁启超的国家主权思想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梁启超的政治生涯正值中国内外时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其国家主权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戊戌维新前后,可以概括为兴民权以维国权;1899夏秋之际至1903年访问北美大陆之前一度倾心共和,同情革命,接受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1903年从北美归来思想大变,开始服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主张主权在国.梁启超的国家主权思想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