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动态特征分析——以长三角及其周边区域为例

当前我国经济集聚还处在向工业化成熟期过渡的阶段,长三角区域经济集聚以及向周边区域的扩散在同时进行,以集聚为主,集聚与扩散形态交替出现,传统的区位因素对集聚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在空间上呈现以长三角为中心向外梯度递减的形态;扩散效应开始显现,但区域差异没有因此缩小,要素向中心系统集聚的态势在持续,集聚内容在深化,特别是随着中心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心区域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在进一步提升,呈现劳动力总量投入向劳动力质量集聚的转变;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中心与外围区域能耗系数差距加速扩大,中心带动外围区域的产业优化的辐射作用不足,集聚是外延式的,而不是依靠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优化经济结构的结果.     

基于学习视角的城市经济集聚探析

城市是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主要集聚地,高密度经济和要素集中使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学习更为便捷,反过来城市提供的大量学习机会也为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学习包括技术创新与知识传播两方面,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创业时期面临最优生产技术的尝试性选择,选址在多元化城市会更加有利,对于生产技术已成型的企业,选址于专门化城市则更有利于生产与创新,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选址变化,导致了多元化与专门化城市经济集聚形态的共存.城市为劳动力和企业提供的大量学习机会,促进了技术知识的传播,吸引人力资本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密度不断提高,规模持续膨胀.技术创新、知识传播与城市经济集聚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可以通过提供学习机会促进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小城市发展需重视专业化,发展多中心的卫星城有助于克服多元化城市因规模过大带来的一系列弊端.     

中国如何在平衡区域发展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向东部沿海和城市地区集聚,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区域和城乡间发展差距的重要成因.由于收入差距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利,近年来中国更加重视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平衡区域和城乡的发展,但并未有效地遏制区域和城乡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平衡发展措施是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向沿海地区和城市集聚,同时,对落后地区和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使平衡区域和城乡发展的政策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高质量中国式新供给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特征是消费，本质是供给。新发展阶段，我国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统筹兼顾消费的层次性和包容性、本地性和全球性、独特性和大同性，立足新经济形态和数字经济发展，从消费侧的需求特征去寻早其目标所向，从服务供给、要素集聚、文化浸润三个方面着手夯实高质量供给的能力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新时代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特色之路。     

新常态下广州集聚高端要素的挑战与路径

集聚高端要素是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水平的突破口,然而广州集聚高端要素,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成效显著与高端产业发育不足、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结构失调、创新环境日趋成熟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人才引进工作稳步推进与高端人才集聚效应不明显、城市产业空间结构日益优化与高端要素服务能力区域失衡五个"矛盾并存"。破解上述矛盾,应以集聚创新资源为核心,以集聚现代金融为关键,以集聚高端人才为重点,集聚高端要素。     

科技服务业集聚、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以北京市为例

结合知识生产函数和A-H经济增长模型,为科技服务业集聚、 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建立理论联系,并以北京市为例,利用1985-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EC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科技服务业集聚、 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稳定的长期正向关系;科技服务业集聚可以促进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科技服务业集聚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又会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发现,从长期来看,科技服务业集聚、 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都较大程度上受到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即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的政策措施亦可以在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     

外部性、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分析

本文利用长三角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部性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给出了城市规模调整的理论参考和规模分布情况,研究发现,规模经济的增加和拥挤效应的降低对城市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长三角城市规模的理论最优值在759万人左右,对规模一位序法则的分析表明人口在各城市之间的分布存在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的现象.在新一轮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的目标下,除上海之外的各城市还应增加城市人口规模,同时要实现人口从上海向其他城市的适度转移,使城市规模分布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京津冀区域视野中的河北省环京津区域发展新格局对策研究

加快构建环京津区域发展新格局,是顺应国内外产业升级新趋势,适应环渤海地区加速崛起,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构建环京津区域发展新格局,第一,环京津区域产业调整和重新布局形成环京津区域的特色产业和集聚规模;第二,合理构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以唐山和石家庄为次级中心城市的多级城市等级体系;第三,运用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整合河北省区域创新要素,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探索构建河北省区域创新体系。     

要素错配、异质性要素发展和适宜性技术进步前沿文献述评

自罗默尔(Romer)和卢卡斯(Lucas)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后,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文献重点关注要素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单维度分析,忽视要素错配和要素间非匹配性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要素错配和适宜性技术视角展开,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要素发展和经济发展适配性文献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给出理论分析和经验文献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总结文献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文献研究的不足,强调经济发展重视要素异质性同时还应关注要素匹配性和适宜性技术问题。     

洛杉矶—芝加哥之争及其新型城市化意蕴

洛杉矶学派以边缘拉动中心(洛杉矶模式)发展挑战芝加哥学派较早提出的中心带动边缘理论(芝加哥模式),表明前者代表新经济的分散空间形式,后者代表旧经济的集中空间形式,但后芝加哥学派从当代芝加哥的空间发展情形出发,将芝加哥模式和洛杉矶模式还原为集聚和扩散两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空间组织形式,认为洛杉矶在都会区的整体分散中包含局部的空间集聚,当代芝加哥则是从整体集聚走向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相统一,因此与洛杉矶学派单纯主张分散或扩散的城市形式不同,强调空间集聚在当代全球城市意义上仍然有着更加独特的优势.如果将芝加哥模式和洛杉矶模式分别看作传统城市化和新型城市化的典型例证,那么洛杉矶—芝加哥之争对广州的启发式叙事就在于,在战略上需要将所辖区域理解为大都会区,既要在全球化中追求中心再造和以边缘带动中心发展,又要在本土意义上追求传统呈现和内生增长.     

城乡结合 优势互补 加速发展区域经济

城乡结合　优势互补　加速发展区域经济王树斌＂要根据自然地理特点和经济的内在联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努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９０年代十项战略任务之一。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发挥市带县的双重优势...     

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发展多呈“U”的趋势,运用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增长在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国内一些学者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系统实证分析,对中国制造业集中与市场结构的关系做具体实证研究,还有的学者对集群创新系统要素、结构和连接模式等进行研究。     

经济增长与方式变革

经济增长与方式变革王保安经济增长是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和自然过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生产诸要素的整合形态，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经济运行方式。增长方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要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建设、以及政治体制和经济建设...     

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及金融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经济发展影响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其次,主要采用OLS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整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积极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来自2011-2019年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京津冀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其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且主要是通过促进融资贷款、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机制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经过变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实证回归方法等方式，研究结论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不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还是低，数字经济发展均可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环京城市与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均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但在非环京地区这一效果不显著，而非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则加速了其碳排放量的上升。     

地方经济周期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根据经济周期性波动理论，分析经济增长与物价上升之间的传导机制，对当前至2010年江苏省经济运行趋势进行预测，对下一轮经济周期江苏省经济基本走势进行判断。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速城市化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     

劳动力要素与兵团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1985-2005年间,兵团农业总产值平均以每年8.4%的速度增长,而农业实际从业人员数却在不断减少。本文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对近20年来劳动力要素对兵团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从1985年至今,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与素质的提高是兵团农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流动性风险、银行危机与内生经济增长——对东亚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

本文将Diamond and Dybvig(1983)的银行挤兑模型嵌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从理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出发构造了新的银行危机模型。模型表明,经济基本面的健康程度决定危机是否会发生,而外部性冲击决定危机什么时候发生。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开放和政府担保对经济增长和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度国外间接投资规模条件下,金融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银行系统稳定性;政府担保不会明显影响经济增长,但能够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根据本文的模型,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金融开放和政府担保,而是国外间接投资规模过大、投资收益下降以及过度政府干预和无效率政府监管。最后,我们还分析了模型对中国银行改革的意义。     

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研究——基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分区域对中国以及东、中、西、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和短期内,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不同,其中交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要优于长期,而教育、人才及专利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长期内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不同的区域,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大小差异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分析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国内外对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全球、区域、城市三个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分析,即全球层面表现为有选择性的跨国迁移与集聚发展;区域层面表现为向中心城市的集中不断增强;城市层面表现为向城市核心区集聚不断强化。可以认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规律可从不同地域层面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