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初中阶段教育质量与影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CEPS 2013-2014数据为例

通过中国教育追踪(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2013-2014学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多项二元logistic模型,分别从父母职业阶层差异、 城乡差异、 子女性别差异、 子女数量差异四个方面,对步入重点初中与获得影子教育的机会程度进行分析后发现,无论是在重点初中的教育机会还是在影子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农民阶层家庭、 非独生子女家庭均可能性最小;蓝领阶层家庭子女在获得影子教育机会上与白领阶层家庭并无太大差异,但在重点初中的教育机会上处于一定劣势;进入重点初中的性别差异未受到城乡户口的调节作用的影响,但在影子教育机会获得上,女性的教育受重视程度逐渐凸显出来,除城市重点初中外,在城市普通初中和农村地区学校中均已超过男性,且农村中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更为明显.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英文)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年上海市社会结构调查数据,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分别测量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性别、父亲职业等变量后,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市场转型、教育分流与中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1977-2008)——兼论重点中学制度是否应该为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买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愈演愈烈。本文使用CGSS 2008数据,基于梅尔模型,首先从总体上分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演进过程,结果发现,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肇始于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两个阶段,而由后者产生的不平等尤为严重。继而,本文对中学阶段升学过程展开专门分析,发现在“课外补习班市场”发育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是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城镇子弟,正是这类高中候选人与同样就读于非重点初中的农村子弟在市场转型后升学机会差距的迅速扩大,导致在后续高中升大学阶段,虽然高等教育规模一再扩张,城乡居民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愈演愈烈。本文还发现,就读于重点中学的城乡子弟间升学机会的不平等并未在市场化后显著增大,因而,本文认为,重点中学制度不应为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负责。     

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

本文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趋势。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本研究将学龄子女和其父母的背景信息作匹配,对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入学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农村户口子女的状况相比于城镇户口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入学状况的影响作用增大了。尽管作为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普及的结果,农村（户口）孩子获得的初中教育的机会相对增加了,高中教育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即使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中升学率的影响仍然呈增加趋势。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英文)

自1940年以来的60年里,中国社会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而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本文基于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这两个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分析,并得出结论:意识形态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动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弱化或增强。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Urban Children in China (1966-2003)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呈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社会分层结构很可能将因此而日益趋向固定化。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教育不平等与教育扩张、现代化之关系初探

本文利用笔者所参与的一次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数据来探讨各学龄群体的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问题,并从微观、宏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了影响学龄群体教育获得的因素。微观层次划分了五类教育不平等教育获得结果的不平等、父亲教育、职业的影响、个人的身份、性别差异。宏观层次分析了教育扩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对五类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文章结尾尝试提出了分析人们教育获得过程的一个因果模型。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

自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以来,社会阶层背景、本人职业位置、高中教育分流、城市等级、性别等因素对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异;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态势：优势阶层的教育投资趋向转向正规的大学本科,因而他们在大学本科教育方面的机会优势则出现成倍扩大。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在获得各类高等教育机会时均保持并继续扩大着较高的机会优势。本研究采用GSS2003 数据,分析技术为事件史的Cox 比例风险模型。     

中国成年人抑郁症状的社会经济梯度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和2016年数据,探讨中国成年人抑郁程度的分布情况及抑郁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抑郁的发生率较高(其中23. 4%的人有抑郁症状,4. 6%的人患有抑郁症);个人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越高,则其抑郁水平越低;通过Wagstaff分解法分析各类因素对和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发现,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依次为23%、22%和33%。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女性和农业户籍者通过教育获得的精神健康回报要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     

教育公平视野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入学机会的影响

文章从当前国家大力提倡的教育公平的时代背景出发,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结果,从当前我国大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居住地、家庭氛围等角度提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入学机会的影响,提出实现大学生入学机会平等、促进社会教育公平的策略,希望能对有关方面有所启示。     

论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与保护

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获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城乡教育费用的负担不平等及国家义务履行不到位三个方面。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缺失的主要原因。应该借鉴外法域的成功经验,关注中国农民群体的权利保护,在政策和法律上赋予农民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农民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实现全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消除教育不平等——实现民生的基石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但是人们的教育满意度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反而教育不公平感却增强了,这源于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平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