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加强中央政府权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级政府从转变职能入手，简政放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意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屡屡发生，使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大大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因此，如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是我们目前研究的重大课题。一、影响中央政府权威的因素本文所说的中央政府不是广义上的慨念，即国家意义上的政府，而是特指运用行政权力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中央政府，…     

试论清末文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晚清经济社会的变迁，使传统文官制度的各种弊端凸显了出来，传统文官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清政府相继在官制设置、文官选拔和考核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促进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但由于清政府的改革是在被动中进行的以及改革策略上的失误，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改革中逐步流失。一场进步的改革并没有挽救改革者的命运，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它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从政治整合的失败看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运用政治学原理,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各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抗衡、各派系的纷争攘夺以及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乏力,使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没能形成一个事实上统一的中央权威,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威资源及其合理性,从而揭示其政权崩溃的必然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转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由被动依附型到主动自主型的彻底转换,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新型的中央政府,树立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新权威。     

乡镇政府权威的影响变量分析

我国乡镇政府权威的当代流失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乡镇政府权威流失的发生是受到政府内外系统两个方面的诸多变量共同影响,只有充分认识这些变量对乡镇政府权威的影响,并对乡镇政府权威影响变量进行全面的动态监测、分析研究,实施先兆预警,及时了解、评估真实的权威状况,才能在乡镇政府活动过程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使权威重塑成功。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防止政府权威的流失

俞可平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且前我国政府权威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已经威胁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文章说,政府权威流失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某工商机关对一些不法商贩的违法活动屡加查处,但不法商贩仍然坑蒙拐骗,欺行霸市。法院的正式判决书下达生效后,一些原告却拒不执行。官商虽明令禁止,“翻牌公司”却照旧生意兴隆。许多部门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土政策满天飞,小金库到处有”。凡此种种,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说,都是政府权威流失的不同表现。 大体说来,政府权威的流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有法不依。法律是政府权威的集中体现,违法犯法就是直接无视政府权威。违法而受到相应惩     

转型时期执政党的权威流失与权威巩固

政党权威是保障政治系统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力量,与当代政治民主之间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可以达成一种相互契合的动态平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因执政过程中暴露出的负面或消极现象使其面临着权威流失的风险,进一步巩固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则需要包括价值观念体系的适时变更、制度规则的科学修订以及执政业绩考量的人本归宿等在内的若干基本要素。     

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特殊性分析

政府公信力是现代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西方学者研究基础之上,近年来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忽略了中国政府公信力和西方国家政府公信力之间的内在差异,而偏重于对政府公信力的含义和学理解释,缺乏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之上的参照物。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应从理想概念转化为经验描述,而这种经验描述也必须在国内外比较的基础上完成。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公信力相比较,中国政府公信力具有公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巨大差距、中央政府公信力相对稳定这三个重要的特征,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现象严重。透视特征背后的原因,它们既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烙印,也是在一系列新的制度变迁和政策价值的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     

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整合与维护

政治资源的生成、维护、开发与整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转型期,随着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面临着流失的巨大挑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执政能力、执政基础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中国共产党要强化自身的领导权威和执政合法性,完成执政使命,亟需加强对执政资源的维护与开发,实现政治资源的全面整合与优化配置。     

基于CBR技术的员工流失风险识别方法

员工流失风险识别是企业发现并准确识别各种员工流失风险因素的过程，是企业制定相应的员工流失风险管理措施的基础。基于员工流失风险识别的特征，讨论一种基于实例的推理技术在员工流失风险识别过程中的具体应用，重点研究风险识别实例的知识表示、组织管理及检索与匹配方法，为企业有效实施员工流失风险管理提供解决方案。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和趋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围绕着对经济管理"责、权、利"的重新定位和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始终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各地方政府之间应相互尊重、因地制宜、发挥强势互补的效应。     

西部开发与中央政府主导模式选择

在市场主导型、地方政府主导型、区域内政府联合主导型、中央政府主导型等西部开发模式中 ,应选择中央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这是由中央政府的功能与西部地区的经济特点决定的。实施这一模式要求中央政府从总体上合理进行产业布局 ;制定统一、合理的法规政策 ,规范经济主体竞争行为 ,确保西部开发的有序和东西部经济的共同发展 ;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引致投资 ,推动西部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快速发展 ,打好西部开发的环境基础     

权威方言在语言规范中的地位

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权威方言,应当具有双重权威性,即既是权威的地域方言,同时又是权威的社会方言。语言规范应当采用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双重参照,从而形成复合参照系。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中,权威方言的作用是逐渐得到认识的,时至今日,总体来说对权威地域方言的认识比较到位,但对权威社会方言的认识仍显不足。在现代语言规范中,应充分肯定权威社会方言在规范中的地位,并努力培植当今权威社会方言的样本。     

人民群众的服从认可：政党权威存在的关键——读恩格斯的《论权威》

《论权威》中恩格斯认为权威是强加的意志并且以服从为前提；革命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权威与自治是辨证关系，绝对权威和绝对自治是不存在的。政党权威的存在关键是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服从。认可服从是权威长期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人民群众是权威存在和延续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加强政党权威需要从人民群众出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所以，恩格斯的权威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乡镇政府权威流失问题的实证分析

乡镇政府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发展农村经济、服务农村百姓、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职责。但是,当前的乡镇政府与以前相比,其权威有不小的流失,尤其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严重的地方,动员失去号召力,协调缺乏驾驭力,管理失去约束力,发展缺乏凝聚力,治安失去震慑力。因此,对乡镇政府权威流失状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显得尤为紧迫、必要和意义深远。     

社区权威的生成机制变迁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重建

权威意识和权威人格是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回溯中国农村社会权威的结构及其教化功能的实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威在社会教化的运行机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权威这一主体力量的缺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社区权威的作用,在党组织的非权力性影响下,形成有社区党组织领导和参与、由社区正式权威主体和非正式权威主体构成的多元权威格局,从而重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机制。     

试述网络化对管理权威的影响

今天，以互连网的存在和发展为标志的社会信息沟通网络系统日益发达，这种发展提高了组织成员的社会化程度，使管理活动更为复杂，管理者权威是组织管理活动的基础和支持，权威因发达网络系统而遇到极大的挑战，这表现在权威的形成条件、形成过程，权威内容、权威作用条件方面，它影响到管理者的威信、管理活动效率、组织成员积极性。     

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

政府权威是一种源于政府合法性的力量,社会转型期的政府权威一般面临着从传统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既需要确立新的政府权威,又容易流失原有权威。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由政府及其成员的管理方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决定,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很大程度上通过村官的管理方式和公共形象来实现。学生村官作为农村基层政府建设的一支新兴力量,在社会转型期需要立足乡村,以法理性政府权威为目标,从法治思维的培养、法治方式的实施、民主治理的推进、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社会角色的转换等方面着手,塑造新时期的农村基层政府权威。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