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与客家族群互动中的语言关系

在壮族与客家族群互动中,由于语言竞争、互补和同盟,形成了双语制、语言转用、语言成分借用的语言关系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族群关系的变化,两个族群的语言关系将出现竞争减弱、互补变化、同盟延续的特点,并最终走向和谐共生。     

族群互动中的文化自觉——以广西客家族群关系为例

本文以广西客家族群关系为例,探讨族群关系在文化自觉的指令下,族群互动的方式、特征、规律及其作用.认为以文化自觉为指导的族群互动体现了国内族群关系的一般规律与特征;造就了和谐的族群关系,使客家文化成功转型不断创新,并使客家族群和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文化自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对构建现代和谐的国内国际族群关系具有显著意义与作用.     

壮族与客家杂居的空间结构分析——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一

随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运动,客家人不断进入壮族聚居地区,逐渐形成壮族与客家杂居的局面.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壮族的分布以桂西南、桂西最为集中,往东逐渐递减;客家的分布以桂东南最为集中,往桂西、桂西北逐渐递减,桂中地区是壮族与客家杂居最为普遍的地区.总的来说,客家人在壮族地区的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这种分布格局的出现是和历史上客家与壮族的迁移以及民族融合密切相关的.     

壮族与客家的文化互动与融合

随着壮族与客家交往的增多,两者之间的文化互动越来越普遍,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均相互包容,甚至相互吸收。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两者已经出现了文化上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壮族的客家化与客家人的壮化同时并存。     

壮区里的客家:以广西上林为个案——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三

在壮族人口占大多数,客家人口较少的壮客杂居地区,客家人入乡随俗,较多地受到壮族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吸收了很多壮文化的因素.同时,由于客家有较强的自我文化认同,加上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又使得客家文化能较好的得到保存,并且以他们的生产模式带动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馈赠与回馈——壮族与客家经济关系研究之二

在壮族与客家的交往过程中,相互馈赠的情况极为普遍。从馈赠的类型来看,既有礼节性馈赠,也有互助式馈赠;从馈赠的内容来看,既有金钱也有实物;从馈赠的范围来看,既有亲戚之间的馈赠,也有同学朋友之间的馈赠,还有邻里之间的馈赠。壮族与客家之间馈赠的普遍存在说明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和谐、融洽的。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生产力发展是交往的基础.民族平等和经济进步是族群婚姻互动的前提.文章运用交往与民族融合的理论,分析贺州各民族、族群交往及婚姻互动的演变过程.认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是由族群内部产生的、源于族群本身内力推动的、自然的、自觉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正确引导、推动.族群关系融洽,离不开交往与接触,而婚姻互动又是交往与接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促进各民族、族群间的融合.     

论区域杂居族群的交往与整合——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贺州市地处湘、粤、桂三省结合部,自古以来汉、瑶、壮族群在这里交汇融合。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族群迁徙,呈现出族群相互渗透、风俗互化的历史画卷。虽然族群差异仍然存在,但区域内共同的经济、文化、心理特征越来越明显,奠定了多族群融合的基础与和谐共处的分布格局。     

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

粤东客家地区几个族群互动研究案例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或称原生论)与情境论(或称工具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虽说是基于语言、血缘、习俗等文化特质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族群的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粤东地区的调查点还说明,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这些观点都有利于族群研究的深化.     

论客家族群与近代基督教的互动关系

客家族群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在由中原迁徙南方、港台和海外的过程中 ,历史培育了客家人朴实、勤劳和善良的民族性格。由于历史原因 ,客家人与土著居民曾发生过误解 ,甚至冲突。1 9世纪中叶以后 ,基督教新教大举传入中国 ,恪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客家族群 ,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突做出了独特回应 ,引起了基督教传教士的高度重视 ,促进了客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互动与整合 ,提高了客家人的民族精神 ,并锤炼了它的一批重要精英。     

居山农耕的基本生计方式——客家族群生存策略研究系列之二

广东客家是居山的汉民系 ,人们的主要生计方式是农耕 ,灌溉农业是客家村社的基本模式 ;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广东客家世代坚持以农耕为本的生计模式 ,这一模式在不同的地理、气候、海拔条件下通过耕作方法、栽培品种、灌溉形式等表现出相同或相异的内容。在山区 ,纯粹是农业 ,但有许多为农业服务的小手工业 ;在丘陵地区 ,农业与一定规模的工商各业互相渗透 ;在海岸线附近 ,渔农并举 ,以海为田 ;在条件特殊的境况下 ,客家正确地把握机会 ,向外迁移 ,仍旧留在原地的人们 ,绝大多数操持旧业 ,少数人也附带从事某些冒险性质的活动     

壮族分类体系与认同变迁的再思考——兼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

美国学者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是研究壮族的经典经验研究之作。这个研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定在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并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作者总结了壮族地区和国家政治互动的三个时期,指出中央政府对广西地区实施民族政策的目的,是要将壮族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国家政治体系中,所以政府必须发展壮族文化,提高壮族教育水平和保护壮族语言。但改革开放时期,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在逐步拉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壮族的"族群———民族主义"在逐渐提升。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族群研究范式的差异性以及此项研究的不足之处,试图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及制度设计中的局限性作一些再思考。     

壮族土司社会族群认同探微——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县域壮族土司社会的族群认同是多层次的:各族群的自我认同表现为原生性,壮族的汉裔认同表现为场景性,土司既认同汉族又认同壮族表现出两面性,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为向心性。     

壮族妇女与客家妇女的异同性探析

壮族地区与客家地区类似的生活环境,使壮族与客家的妇女具有许多共同特性,如不缠足、善唱山歌、能吃苦耐劳、勇于斗争,在生产和生活中承担了比男子更多的劳动等,但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     

文化表达与族群认同：以武鸣壮族龙母文化为例

龙母传说与信仰在环大明山壮族地区广泛流传。武鸣县多地有龙母庙、龙母屯、龙母岩洞等祭拜龙母的遗址,是龙母文化传承发扬的典型。龙母文化不仅通过口头传承,更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吃鱼生食俗、岩洞葬葬俗、蛇图腾崇拜及其日常禁忌、三月三歌节与三月三扫墓习俗等方面实践来加以展演和传播。在这些文化事象中,壮族的龙母文化得到了充分表达,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也不断得到强化。     

族群互动下的语言接触——以广西富川为例

族群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互动必然要以语言为沟通手段,族群互动产生语言接触。本文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结合该县各族群文化交往的历史和语言演变的进程,探讨族群互动中语言接触的特点和规律。     

族群互动与生存性智慧——以凉山彝族为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历史上,在这个区域曾经出现过大大小小17个族群名称。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及政治资源,这里族群冲突频发。本文试图借助彝文古籍探讨彝族先民在复杂的族群环境中的互动策略,结合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材料和个人经验,勾勒出彝族人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生存性智慧。     

族群认同、文化自觉与客家研究

首先简要回顾了客家的族群认同的形成与发展,然后借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客家研究进行了理性反思,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还探讨了全球化与客家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     

族群依赖与冲突的共生模式——客家族群生存策略研究系列之三

宗族是广东客家应付环境的第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这个形式没有完结 ,村落是第二种有效组织形式 ;族群认同的实质为族群边界 ,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意识 (对客家人的起源、习俗、信仰的相同看法 )、共同的体质特征使客家人不容易丧失自己的文化边界 ;客家与其他族群、客家族群内部既有冲突 ,也有融合。冲突具有双重功能 ,它使客家人清晰地认识到己方与他方的族群边界 ,展现出客家的生存能力 ,融合则使他们以模糊族群边界的代价吸收外族群的先进文化发展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