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文艺学反思与文化诗学走向

文化诗学乃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文艺学的全新整合 ,其实质是从方法论上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空间 ,从价值论倾向上指向人文精神关注 ,从意识形态角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情怀 ,文化诗学的目的在于提倡一种逼近历史现实的具有生成性、互文性、多元化的文艺学。     

中国派文化诗学的特征及其学科意义

中国派文化诗学是由童庆炳、刘庆璋等学者倡导的文本——文化批评理论。这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综合性研究方法,沉淀了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将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有机结合,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批判的文艺学新论,从解析作品的语言出发,揭示作品蕴涵的思想文化意义,张扬新理性精神。中国派文化诗学由于具有审美性、文化性、现实性三大品格而给予当下文艺学学科重建以诸多启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     

边界游离中的知识建构——新世纪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思与检讨

随着当前文化研究的兴起,文艺学学科逐渐呈现出边界扩张和学科泛化的倾向。文艺学学科以一系列"解经典"的越界命题来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如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的终结、边界的位移,文艺学的知识重建等命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使文艺学的知识建构体现出"消解边界,解构经典"的特点,同时也使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学科泛化的趋势。对边界的消解以及对经典的解构,使文艺学学科发展呈现出"文化社会学"的新转向,它为文艺学学科新问题域的开拓与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考维度。     

“文学空间”转向：现代汉诗文体研究的理论契机

文学空间是文艺家在审美构思中形成的艺术世界,也是作家和读者进行诗与思对话的平台.在“文学空间”基础之上形成的共时性文学批评理论,即“空间诗学”,既是一种新的文艺学批评理论,又是对于历时性文学批评的补充和完善,更是在更为深广的维度和层面,构建当代诗学的理论体系.由此,以空间为途径进行诗学文体理论的对话,是解决古今诗学的共通性和融合性问题的通途.     

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

当代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向内转"和"向外拓"两种基本趋向,这两种趋向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两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关系."语言学转向"的第一个变革是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移,第二变革是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变换.前者导致"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后者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相互渗透;前者把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文本内部,后者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如何在批判清理的基础上寻求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在文艺学研究中的有效结合,在当前显得十分突出.     

比较诗学的三种境界——中国比较诗学的学术进程与研究方法

中国比较诗学肇始于20世纪初的五四前后,作为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比较诗学的研究范围可细分为三个层次,即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而从互用、互明到互补,则是中国比较诗学的三个阶段、三条途径和三种境界。比较诗学实质就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它是走向"总体文艺学"或"普遍文艺学"的必由之途。     

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

酬唱诗歌是诗人之间各种关系的艺术书写。对酬唱诗歌的多维度研究构成了酬唱诗学。我们试图从文学维度、社会学维度与文化学维度构建酬唱诗学。文学维度力图突显的是酬唱诗歌独特的本质、功能与意义、审美取向与标准,建立自成体系的酬唱诗歌理论;社会学维度考察的是社会身份、关系、目的以及社交场合等社会学元素对评判和阐释酬唱诗歌的作用和价值;文化学维度探讨的是酬唱诗歌所负载的礼仪文化及其文化质感与厚度等相关问题。三重维度的相对独立及互补构建,将对主要建立在独吟诗歌基础上的传统诗学进行全面地补充、修正,甚至颠覆其中一部分观念。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关于西方现代性诗学的几个问题

以"世俗化、去宗教化"为总体特征的、正在生成中的西方现代性文化语境划定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限度及可能性空间。在现代性进程这样一个类似于"科学范式"、"知识型"的文化语境当中,先验领域的销蚀问题、人类主体性地位的确立问题、文学艺术自律问题、现世人生的拯救问题、科学与科学性问题等构成了西方现代性诗学建构的主要话题。深入探讨这些现代性诗学问题,有利于发掘西方现代性诗学生成的动力之源,进而可以为进一步建构现代性诗学提供参照、镜鉴。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兴寄”与唐诗艺术修辞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从分析唐诗的修辞手法入手,研究“比兴”手法与诗歌修辞的关系,进一步解读“兴寄”说对诗歌修辞艺术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

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中国现代诗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并取得了骄人的实绩。现代诗反叛冲击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诗美理想，体现出一种新的诗学精神。诗的现代嬗变的诗学意义，在于诗艺之变突破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心理圃限；诗意之变凸显了诗歌的智性之美；诗人品格，也由“志士才子”转化为“赤子哲人”。现代诗人品格的形成，是诗学精神的深层变革。     

从“漩涡主义”到“非个性化理论”--庞德、艾略特诗学思想比较

庞德与艾略特是20世纪初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庞德对艾略特早期的诗歌创作有较大的影响,但之后两人形成了不同的诗学思想体系。通过比较分析两者的诗学理论和作品,发现庞德崇尚简约典雅的意象,强调以赋格的形式组织诗篇,以漩涡式的主题统摄诗歌,并追求东方式的诗歌境界。而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则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提出以客观对应物融合感受和思想,通过物像构成复杂的象征体系,以情感逃避的方式体现人类普遍情感。面对破碎的现实世界,两者都试图在诗歌中重塑艺术的一致性。     

略论巴赫金的诗学研究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广泛涉及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各领域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对当今文论建设也有重要启示。     

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

多年来,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所展开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其中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不同于汉语本土的国别诗学研究,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单边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使西方学者能够透过其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作为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接受与研究中国诗学,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所操用的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而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学术信息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     

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这里有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沟通,又有中国诗学和外国诗学的对话。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传统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康、乾之际诗学观念嬗变之迹

康熙至乾隆之间诗学的嬗变,显示为一个王渔洋神韵诗学被扬弃而袁枚性灵诗学逐渐主导诗坛的过程。其间重要的契机是叶燮诗学由其门人沈德潜和薛雪传播、发挥,在江南诗坛产生重大影响。以薛雪、黄子云、吴雷发为代表的江南诗论家将叶燮诗学中自成一家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而查为仁、桑调元等另外一些诗人则激活了古老的性灵概念,在雍正至乾隆初的一段时间,为性灵诗学的发展造好了舆论声势,做好了理论准备。这些人物都与袁枚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其诗学也为袁枚所熟悉,作为性灵诗学的前驱,有必要从诗学史的角度对其历史意义加以重新认识。     

本文诗学：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

本文诗学作为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是指创作者体现在其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表现为逻辑化的体系形态,而表现为活生生的创作律法,它是理性诗学的原初形态。在诗学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对本文诗学进行重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一方面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重视本文诗学的研究是走出诗学困境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