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

《儒林外史》对晚清的谴责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谈到谴责小说时,曾肯定它的“命意在于匡世”,其思想与《儒林外史》相近。胡适更认为谴责小说“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儒林外史》之所以对谴责小说产生直接影响,首先是因为时代特点有共同之处。吴敬梓生活的雍、乾时代虽为“盛世”,但其中也已包孕着“末世”的危机。谴责小说     

近代小说中的思想火花——《孽海花》中的议论研究

作为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运用了大量的议论,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而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未充分认识它们在小说中的价值和作用。本文将从小说中使用议论的渊源、类型、内容、运用方式等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报刊出版·新小说流变——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上)

以租借为中心的新兴都市上海,是体现欧美文化的外层带与以吴文化为基础的内层带之间的中层带。作为最具活力的文化空间,是通过报刊出版与文化消费市场关系建立起来的,以《申报》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现为标志。报刊出版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有赖于维新思潮的冲击,与报刊出版业报与刊的分流有更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通过一批批新型文化人进入上海实现的,在所开创的新小说中有集中体现。商务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以及吴趼人主编《新小说》,在1903年出现了被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创作的癸卯大观;以小说林社及《小说林》为重镇,又形成1907年新小说译、著的数量之最。新文学倡导者立足于现代小说建设,充分认识清末上海新小说的流变,胡适给予谴责小说更高的评价,鲁迅则从中国古小说传统及变化的思考出发,对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差异的区分,对中国现代小说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谴责小说的发生及其发展

鸦片战争后,小说方面,出现了《官场现形记》等一大批以揭露现实为主的作品。表现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特色。鲁迅将此概括为“谴责小说”的名称。 谴责小说产生、繁荣于戊戌、辛丑以后十多年间。约四百部以上,不但数量大,而     

清代问题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高级形态

我国古代小说经历过讲述故事、描写人生和反映某种社会问题的三个阶段,问题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高级形态。清代的讽刺小说,谴责小说,同时又都是问题小说。《儒林外史》是我国问题小说的开山之作,谴责小说是问题小说创作的高潮。清代问题小说创作上的得失,直接影响到今天的小说创作,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欧风东渐中的曾朴与吴趼人

曾朴与吴趼人是我们熟悉的晚清作家，前者因《孽海花》闻名，后者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著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他们都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1906年9月《月月小说》创刊，吴趼人任主编；1907年1月《小说林月刊》发行，曾朴参与创办了发行该刊的小说林社。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有一半是与曾朴和吴趼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生活在欧风东渐的年代，他们都曾受到过西方文学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小说又都还未能走出章回的形态。除了上述相似之点，二人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途径上，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在思想与艺术…     

论近代狭邪小说的思想倾向

论近代狭邪小说的思想倾向张云，杜志军以“狭邪”作为妓院的代称，其渊源颇为久远，而把“狭邪小说”作为古典小说的类型名称则始于鲁迅。鲁迅在其《小说史大略》和《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品花宝鉴》、《青楼梦》等单列一类，名之为狭邪小说、并将其基本叙事特征概括为“...     

论晚清谴责小说的“匡世”特点

十九世纪末,晚清文学崛起一股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一批揭露官场腐败、抨击社会黑暗的小说纷纷问世。其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是这批小说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此为“谴责小说”,并指出它们“命意在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对于鲁迅所说的“匡世”,近代文学的研究中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有人将     

《老残游记》的文化意蕴

《老残游记》的文化意蕴魏泉《老残游记》这部小说向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而闻名,以往的论者也多从“政治小说”这一角度来研究和阐发这部书,此外兼及其白话文字的雅洁流畅和写景状物的生动传神等等。虽也有人称其为“文化小说”,但从总体上说,文化的视角仍是《...     

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

清末,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力倡“小说界革命”,遗憾的是少有成功的实践;继而盛行的“谴责小说”,着力暴露官场的腐败和世态的丑恶,但未切中封建制度的本质和要害;而泛滥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则已堕入末流。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都与现代小说有相当距离。一九一七年,陈衡哲在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处女作《一日》,其思想和技巧已初具现代小说雏形,可谓用现代白话创作短篇小说的最早尝试。胡适在陈衡哲短篇集《小雨点·序》中写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指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章了。《一日》便是文学     

《史通》“援史入子”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

学界在讨论刘知幾所著《史通》之于文学的态度时,往往强调其"援子入史"的文史思想,即认为《史通》是将小说置于史学资料的范畴内进行讨论的。但实际上,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幾是以史学家的立场,本着实录的原则,将记事虚妄的史书视为"偏记小说",并将其置于小说阵营的。《史通》进一步认为,史书所记应该为"事关军国,理涉兴亡"之国家要道,这又导致部分记录细事琐言的史书被贬斥入子部小说之范畴。所以,《史通》"援史入子"的做法,一方面打破子、史的界限,扩大小说的领域,另一方面亦导致古代小说观念的重大变革:由隶属于子部、不计虚实的明理著作,演变为兼有子史二部、虚构色彩浓厚、既有说理又有叙事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诸子略·小说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是一个学术概念。但"小说家"作为学说,并不具有统一成熟的思想倾向;"小说"作为汉代藏书之一类,也似乎是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从《汉志》"小说家"依附于道家而又儒、道、方士文化杂糅的现象,考察出其所谓"小说"是汉代黄老之学和新儒学影响下的产物,是汉代大规模制度、文化建设催生的不合经艺之作。     

从“他者”中国看谭恩美的文化身份——解读小说《灶神之妻》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小说《灶神之妻》中讲述了女主人公雯妮在旧中国的经历,她对旧中国栩栩如生的描绘博得了美国评论家的诸多好评。然而通过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灶神之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说中的中国实则是作为"他者"而出现的,由此能够解读出作家所具有的认同西方文化的文化身份。     

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

晚清谴责小说是当时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潮和洋务派思想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其基本倾向是反对革命和抵制革命。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谴责小说进行评论的时候,由于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明它们的阶级实质和反动倾向;但却也并未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小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报刊出版·新小说

在以租界为中心的新兴都市上海的文化空间中,在体现欧美文化的外层带与以吴文化为基础的内层带之间的中层带,是最具活力的,它以《申报》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现为标志,通过报刊出版与文化消费市场的互动建立起来。而报刊出版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有赖于维新思潮的冲击,更与报刊出版业报与刊的分流有直接的关系,是通过一批批新型文化人进入上海实现的,这在新小说创作中有集中体现。清末上海新小说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李伯元转向创办《绣像小说》和吴趼人主编《新小说》为标志,出现了1903年"谴责小说"创作的"癸卯大观",后期以小说林社及其所办《小说林》为重镇,出现了1907年新小说译、著的数量之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编者与作者关系的不断重构,所实现的对文化市场新的开拓,对新型读者群的发现、培育和重建,反过来,新型读者群重组的文化市场,又不断更新着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     

“芋香印谱”和《还我魂灵记》

<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全书以清末小说结尾,他将我国外患内乱已处于极端严重危机时期所盛行的小说,深刻地分析其优缺点,并抓住其时代特徵,“别谓之谴责小说”。又说“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这是文学史家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科学论断。书内所写南亭亭长李伯元和我佛山人吴趼人的两篇小传,每篇只用了三百多字,就概括扼要地叙明了他们的生平及其著作。文中提到的李伯元“芋香印谱”和吴趼人《还我灵魂     

《文明小史》后四十回非李伯元作

邓季方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载文认为,晚清谴责小说名著《文明小史》的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李伯元之手。其主要根据是,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联词,在前二十回与后四十回中截然不同。前二十回中的关联词主要是“同”字。使     

略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

<正> 我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所谓“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批评的涵义亦然。宋代小说批评理论处于承上转下的过渡期,有其特殊地位。中国古代的小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小说批评论大致也相似。《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说法,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阐述古小说的创作特点、意义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社会政治批判与审美化的两极偏离——略论晚清谴责小说的人物塑造

一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封建帝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移化,伴随着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的变动,引发了社会心理、文化思潮的激荡。小说作为改良社会工具的主张,得到普遍倡扬。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达,造就了一批专业作家,使创作和翻译小说的数量短期内达到一千种以上。其中,最能反映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时代特征的,当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四部谴责小说。对此,鲁迅作了颇为精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