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自律到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概念之反思

作为美学史上的关键术语,“审美无利害”被视作界定审美经验的重要指标.然而,通过考察理论来源和衍变历史,可以发现此概念经历了从审美自律向艺术自律的转变.它始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侧重行为或动机上的无私,继而在康德美学中被用来区分对美、快适、善的愉悦,由此建构出审美自律.18世纪之后,伴随着艺术领域的确立,“审美无利害”被用来建构艺术自律.它同艺术经验的结合虽然溢出了康德美学的限制,但体现出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迎合了艺术自主化需求.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实践暴露出“审美无利害”的阐释限度,其与审美经验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     

从审美自律到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概念之反思

作为美学史上的关键术语,“审美无利害”被视作界定审美经验的重要指标.然而,通过考察理论来源和衍变历史,可以发现此概念经历了从审美自律向艺术自律的转变.它始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侧重行为或动机上的无私,继而在康德美学中被用来区分对美、快适、善的愉悦,由此建构出审美自律.18世纪之后,伴随着艺术领域的确立,“审美无利害”被用来建构艺术自律.它同艺术经验的结合虽然溢出了康德美学的限制,但体现出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迎合了艺术自主化需求.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实践暴露出“审美无利害”的阐释限度,其与审美经验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     

从审美自律到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概念之反思

作为美学史上的关键术语,“审美无利害”被视作界定审美经验的重要指标.然而,通过考察理论来源和衍变历史,可以发现此概念经历了从审美自律向艺术自律的转变.它始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侧重行为或动机上的无私,继而在康德美学中被用来区分对美、快适、善的愉悦,由此建构出审美自律.18世纪之后,伴随着艺术领域的确立,“审美无利害”被用来建构艺术自律.它同艺术经验的结合虽然溢出了康德美学的限制,但体现出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迎合了艺术自主化需求.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实践暴露出“审美无利害”的阐释限度,其与审美经验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     

王国维审美论思想探赜——兼论中国现代美学的缘起

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于清末民初新旧文化更替之际,以“立人”为主旨。这个“人”不是传统宗法伦理关系中的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20世纪初,王国维热衷于德国早期审美论哲学,积极引介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尝试用这些外来思想会通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同时结合经验论观念以针砭时弊。王国维在主体论视野中进行的美学探索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开端,他构建的审美理想论、艺术本体论和美育论框架对后世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新儒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化的思路也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早年著述。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长期陷于自律与他律之争,而关乎人性、人道的美学立场始终存在着。今天,从观念史角度审视中国现代美学问题的缘起及其流变,既是为了正本清源,也是为了重续美学的人文之思。     

审美现代性的主题与问题——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

康德美学在批判哲学体系中承担着由认识向伦理过渡的中介功能,但在美学史上康德却被简化为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中心的审美独立论者。基本认同并接受康德的中国学者突出强调了康德“形式主义”的一面,而没有意识到其目的论/道德内涵之于美学的重要性。但中国学者并不是形式主义者,当他们借助其他思想资源对康德美学进行纠偏调校时,实际上又与康德美学体系相通相近。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的意义转化和重心转移,源自中国学者建立中国文化自主性的选择性理解和创造性接受。实现康德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充分展开,一要深入发掘康德以体系的方式提出的真善美的统一问题,二是要全面评价其审美独立和艺术自律的观点。     

对康德“判断力”原理的新思考——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美学的会通

康德的“三大批判”中,只有一、二“批判”具有哲学传统的“经典性”和理性功能的“自明性”,“第三批判”虽然亦是天才哲人的伟大创造,但缺乏一、二“批判”那种显明而庄严的特色。究其原因,是这种审美判断力,多少都沾滞着康德关于美学观念的主观独断性,这正如牟宗三所说,以判断力来沟通一、二“批判”是沟不通的。故而,以判断力作为一种经典性的美学原理,难以成立,即使勉强充当“桥梁”,也难免露出裂痕。尽管如此,判断力原理对后人的美学思考确实无尽的,尤其是关于美的两种分际与定义。     

历史维度中的审美主体与康德美学的四个契机

审美主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它的生成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过程。在美学史上不乏美学家对审美主体作出理论上的诠释和规定,但直到康德为止,其理论内涵才被真正确立下来。本文试通过对康德美学的四个契机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得出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必须恪守的原则,即非功利性、无概念的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非概念的必然性,这些原则为审美主体的确立以及审美主体的自律具有理论上的奠基意义和实践上的指导作用。     

从文艺学、美学到文艺美学建构——论康德对近现代文艺美学的理论贡献

康德之前,文艺学与美学虽有联系却未构成完整的文艺美学知识体系。直到康德解决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美与艺术的关系、创作与制作的关系、艺术创作的审美特性等基本而重大的理论问题之后,近现代文艺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康德之前,西方美学始终存在着美是主观或客观之争。康德认为,美既非客观属性又不是主观意识,美根源于人类的主体判断能力,从而为解决艺术的审美本质问题确立了理论根据。康德相信,美绝非单一维度,而是多种属性的审美文化过程。这样,康德将艺术从传统文艺学的真实性或道德性的本质界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定。当艺术被确立为审美活动时,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就超离了形而上的哲学预设和逻辑推演而进入艺术领域,艺术使美的本质真正回归。康德实际上完成了文艺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     

试论康德美学对蔡元培美学美育思想的影响

康德美学是古典美学通向现代美学的一座桥梁。本文从康德的二元论先验唯心主义美学 ,“审美不涉利害”命题 ,康德的审美中介论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对蔡元培美学、美育思想的影响 ,并进一步阐述了蔡元培关于现代美学教育思想的精髓     

建构审美的主体——从康德到尼采

西方现代美学对于主体的建构思想及方式,反映了美学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前提作用,通过将主体设想成为完美的个体,资本主义在其实践领域才有了合法的依据,即主客观的完美统一。但从康德开始,这个设想始终就不是完美的:无论是康德的观念预设,还是席勒的“游戏”假说,甚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或者尼采正面承认欲望的合法性,都没有为主体与客体的根本性分裂找到更好的说明。本文引入中国传统思想视角,目的在于更清晰地理解西方审美主体建构理论中的缺陷。     

论康德的“现象中的实体”——兼论胡塞尔的“超越”

康德哲学标志着现象主义的转折。然而,康德的"现象中的实体"被学界忽略了。康德的"现象中的实体"指的是"先验质料",它是比"自在之物"更深的层次,是真正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是"物质"。康德最终把"实在性"落实到这里。那些认为康德是"唯心论者"的人误解了康德。胡塞尔并没有"超越"康德,只是如海德格尔所说"抛弃"了、"绕过"了康德。     

应该怎样理解审美的“无利害性”

“审美”(鉴赏判断)这个概念按照康德的本意,是通过无利害的自由愉快来使人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把人引向“最高的善”。这是直接针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科技理性肆虐、人文理性沦落而发的。但由于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思想以及在方法上所采取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局限,最终导致他不可能完全解决两个世界的对立。我们应该在肯定康德美学思想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回避它的思想局限,从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关系着眼,正确理解审美在扬弃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无限与有限、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以及审美在使人进入和谐统一境界、实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     

论国人对康德美学的三大误解

康德哲学的基本主题是人是目的,他研究美学也是为了探讨审美在完成人的本体建构中的作用。这决定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就成了他提出的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的核心思想。在我国学界所流传的对康德美学的三大误解:美在形式而无关内容、无利害性即完全无关利害、美与崇高是对立的,就是由于背离了康德哲学的基本主题,对之作孤立的理解而造成的。     

“意义”的审美“综合”——论体验美学的审美感知方式和特点

体验美学的审美感知方式———诗意综合方式值得深入探讨。其一是同化。在同一语言层面上，诗意的综合不同于非文学的综合。其二是深度综合。如隐喻义、象征义等在诗意综合下，变成一种深度体验情绪参与到审美体验的建构中     

进化心理美学方法引介——兼论中国传统审美

中国的传统审美范式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其方法论中一直没有出现实证分析的研究趋势,甚至我们在对美进行还原论分析的思路上还存在着极大的理论基础的缺失;而另一方面,当代西方世界利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正对这一研究视域做出十分积极的回应.因此,本文通过引入搭建进化心理学和美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Aesthetics)之间的学科交叉的可能性,以其当代的方法论,试图揭示传统的审美范式中没有指明的审美机制,希望以此丰富传统审美范式在现代语境下的解释力.     

论康德“目的论”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启示

回顾科学哲学的发展,科学合理性始终是作为一条主线出现。如何正确的去理解这个问题,解答逻辑与历史、抽象与具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统一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回到辩证哲学的立场上来。康德在他那个年代就洞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物质层面上的迷失,以及人的价值在机器大工业下的失落。他的“目的论”学说为我们解答科学合理性问题又提供了一条思路。     

论康德的“善恶”观

康德的善、恶范畴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它来自道德律令,对道德律令的服从就是善,对道德律令的违反就是恶,所以,康德的伦理学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康德的善恶观贯穿于其社会历史观始终,认为恶推动历史发展,善对恶的斗争是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前提;康德善恶观的意义在于把历史进程的关键由个体移到族类,由主观的意识推到客观的天意。     

论康德的“先验幻相”

康德认为,当人们用有限的东西去规定无条件的无限的绝对的整体时,就会产生"先验幻相",这在人类理性思维中是必然的和不可克服的.正因为如此,康德的"先验幻相"揭示了人类思维的矛盾运动和生命力.这不仅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现代人的思维也是一个重要的启迪,从而体现了其内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