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刑事政策的文化解读

"严打"刑事政策已在我国施行20多年,尽管其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它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从文化角度来说,人们所持的犯罪观是"严打"刑事政策出台并盛行的基础.只要人们的犯罪观不发生改变,"严打"刑事政策将在惩罚、抗击犯罪活动中继续扮演主角.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文章从刑法学的角度对“严打”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严打”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刑事政策。作者对“严打”与社会主义法治、“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科学地探讨与分析 ,见解精辟独到 ,对消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的争议和模糊认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公正视野下的“严打”政策分析

"严打"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是特殊时期社会综合治理的特殊手段,在社会治安恶化的情况下,"严打"收到了一定的功效.公正作为刑事政策的价值和目的,规范了"严打"的具体实施.笔者试图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二维角度对"严打"进行价值和实证的分析.     

"严打"方针的刑法解读

“严打”是我国根据社会治安形势而提出的刑事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打”就对我国治安工作和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严打”的范围与对象看，“严打”符合罪之法定，从“严打”的基本要求看，“严打”符合刑之法定，刑法是“严打”的准绳。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严打”的科学定位

“严打”是一种指导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在贯彻“严打”政策时,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在发挥刑事政策有利于打击犯罪积极作用的同时,约束“严打”破坏法制的冲动;处理好“严打”政策与刑罚轻缓化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用“严打”的本质要求消除“严打”一极化的发展弊病;处理好贯彻“严打”政策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努力提高执法者的宪法意识、程序意识和用和谐社会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的意识。     

论在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过去曾经过分强调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忽视"宽"的一面,在大力推行轻刑化、非刑罚化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力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司法理念的一大进步。在检察工作中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且在已形成健全"严打"工作机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宽松的刑事政策和制度,如慎捕重教、暂缓起诉、轻罪和解、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化等,并从立法上健全轻罪非刑事制裁制度,使之统一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     

论“严打”的犯罪学根据及其实践的若干问题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饱和法则"是"严打"刑事政策的犯罪学根据。在法治国进程中,实施严打必须依法进行,包括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要合理界定严打对象,要实现严打的人权保障宗旨。"严打"的价值和作用,现有积极的意义又不可估价过高,要把"严打"和"惩治"结合起来,才能既治标,又治本。     

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刑事政策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所选择的策略和措施。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向“宽”的成长历程。为什么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与宽大”刑事政策为什么会是严的起点？改革开放以后的“严打”刑事政策为什么是“严”的继续？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体现,并讨论其历史背景,是理解新中国刑事政策的要义所在。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否定和理性反思。“严打”不仅未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激化了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含着刑罚宽和化的思想。我们应当转变观念，加强综合治理，摆脱对重刑的依赖。     

从"严打"看刑罚的威慑效应

刑罚的威慑功能,经常被一国的立法者和司法者所津津乐道.威慑往往与儆戒同日而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一般包含对社会上一般人的威慑和对犯罪者本人的遏制."严打"作为我国的刑事政策凸显着其要着力发挥刑罚的威慑效应,以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然而刑罚威慑效应的发挥不能孤立地依赖刑罚的投入量,应密切注意它与其它相关因素的联系.否则刑罚的威慑就是刑罚的"暴力".     

我国海洋犯罪体系的构建——一种“海上”“海里”的二元模型

随着我国海洋战略的实施和海洋经济贸易的发展,海洋犯罪活动也日益猖獗。而目前,我国有关海洋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相对薄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我国缺乏合理的海洋犯罪体系,不利于对海洋犯罪进行有效规制,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海洋犯罪体系。鉴于海洋犯罪的对象和其侵害法益的特殊性,以“海上”“海里”的二元模型构建我国的海洋犯罪体系存在着合理性,具体言之,对接国际条约中的海洋犯罪,整合新增以“海上”为场域的犯罪,建立刑法单独章节打击以“海里”为对象的犯罪,以此惩处海洋犯罪活动,保护海洋环境资源,使我国充分履行作为海洋大国的国际责任。     

论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限制

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审判中,过度适用死刑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并严格限制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对于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不能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径行以单独犯罪判处犯罪人死刑。同时,对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于从犯,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一案件中存在多个主犯,一般只能对核心角色的主犯适用死刑。     

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研究——兼论受害人的赔偿救济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必须以刑事法律为武器,依法惩治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稳定。从分析我国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状况入手,阐释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司法适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措施：加大行政执法和责任追究力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渎职犯罪,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工作,促进受害者索赔。     

论“违法性认识”的重新定位

"违法性认识"学说主要有四种观点,但这四种观点实际殊途同归,都是要求构成故意犯罪需要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认识,"违法性认识"作为一个构成犯罪故意的要素来说可以不必存在。因此,应该重新定位"违法性认识"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违法性认识"仅指"刑事违法性认识",欠缺"违法性认识"不再作为一个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情节,而是作为行政犯一个量刑从轻或减轻情节。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     

“魔”“道”较量未有期——刑事政策实施话语下的“重庆打黑”

“重庆打黑”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一次刺激涌动,如果以“小心求证”的谨慎对之进行审视不难发现,重庆打黑体现着公民参与、实用主义及社会资本与国家刑事政策实施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们关联着构成了刑事政策实施的动力,亦关联着为打黑开辟了制度通道。由此视角,实现了“打黑”与“反腐”的有效结合,重视刑事政策实施中刚性手段运用和拓宽社会力量在刑事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就是刑事政策实施话语下中国反黑的题中应有之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意义——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演变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遏制快速增长的犯罪率,我国提出了"严打"刑事政策,不仅未取得明显效果,反而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其实质就是对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情况区别对待,既要做到有力打击,震慑犯罪;又要做到宽严相济,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试论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是《刑法修正案(四)》所增加的新罪名。它的增设,为有效遏制和打击非法雇用童工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不满16周岁者的合法权利和完善劳动管理法律法规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新罪,它的立法原因、基本特征和司法认定等问题,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哲学角度评析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的科学.界定犯罪概念,了解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是每个犯罪学学者研究的前提和基石.由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等刑事法学学科都以犯罪现象作为研究客体,加之犯罪现象自身复杂性、多变性,在研究中就出现了犯罪概念的多元化,不同派别的学者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