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原初状态”理论中的公民理性及其当代启示

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设计了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在＂原初状态＂中,理性的公民在无知之幕的遮盖下一致选择的原则即为正义原则。可见,公民的理性选择直接影响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由正义原则所构建的社会基本结构。罗尔斯对＂原初状态＂中的公民理性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对当代我国的公民教育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迪伦马特小说中的“蝴蝶效应”——评《抛锚》、《诺言》、《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文章剖析了瑞士作家迪伦马特在《抛锚》、《诺言》、《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中对＂偶然事件＂的利用及偶然事件在小说中所造成的＂蝴蝶效应＂。迪伦马特着力渲染偶然小事的＂蝴蝶效应＂,实际上是想探讨偶然性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偶然性与人类理性的对抗。     

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

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引导死刑民意就是要剔除死刑民意中的非正确成分,就是要引导死刑民意摆脱情绪化的反应向理性化的方向转变。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刑事立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死刑替代措施和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二是刑事司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民意参与死刑案件审判的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信息公开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交流反馈机制、适当的时候暂停死刑执行。三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外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思想启蒙与死刑知识的提供、以死刑个案与错案为突破口、构建民间的死刑改革推动机构。     

理性视域中的传媒舆论及其悖论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传媒在引发舆论、反映民意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舆论本身具有情绪化、非理性等特征,当人们把舆论和民意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以及政治决策依据的时候,也常常遭遇到种种困境,但是历史证明唯一值得信赖的仍然是舆论和民意,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理性.     

“媒体审判”现象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随着传授双方互动的增强和媒介公信力的不断提高,媒体开始更多地行使民意＂代言人＂的职能。＂媒介审判＂,渗入并影响司法审判,使得一些案件不能依法执行。媒体只有把握好监督的＂度＂,寻求＂小骂大帮忙＂,才能取得很好的情理平衡。     

Wang Xiaobo＇s Questioning of the Ration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理性要素代表主体探索＂确定性＂的诉求,既包含体现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也指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知的方法等。＂科学格致化＂和＂科学艺术化＂是淆乱科学本体的两种现象,其实质是以＂善＂和＂美＂的职能、标准来要求＂真＂和改写＂真＂,它源于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观,即以＂价值理性＂排斥＂工具理性＂,形成扬＂情理＂抑＂物理＂的＂实用理性＂,使执着于＂知识＂和＂真理＂本身的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实用＂质疑,王小波在其杂文和小说中批驳了与之有关的＂之用＂逆退、＂实用＂诘难以及用价值判断取代真伪判断的习惯做法,这种以＂善＂辖制＂真＂、取消＂真＂的文化习性正是＂科学＂引入中国时被变异为＂科学观＂的主因,最终归结为思维方式注重＂合＂、忽略＂分＂甚至反对＂分＂的特性,这一特性塑造了与之协调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在探索客观世界时缺乏以＂程式＂确定下来的＂抽象的升华＂,这恰是理性之殇的文化渊源。     

从“德性”与“理性”角度看中西政治实践的基础——以牟宗三和蒋庆的论述为中心

总体上说,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是＂理性＂,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础是＂德性＂。这种不同导致了中西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牟宗三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承认＂理性＂作为政治实践基础的重要性,以及承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蒋庆反对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反对以＂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基础,以及否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其间的分歧颇具启示意义。     

网络民意表达的辩证分析及完善路径

网络民意表达是网络时代新兴的一种民意表达形式。与传统的民意表达模式相比较,合理的网络民意表达有利于科学决策、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及时掌握舆情和实现网络监督。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网络民意表达的非理性、反馈机制的不完善、表达主体的局限性、道德缺失以及网络水军等问题。可以从政府、媒体和网民三个方面规范网络民意表达,使之更加完善。     

张学良的“意外”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但这一事件中的一个＂意外＂,却让张学良和中共建立起了朋友关系,张学良也从而成为后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周恩来评语）。     

网络民意分析

在当前的网络语境下,民意的主要形式就体现为网络民意。网络民意具有极为广大的参与群体,使其在加强舆论监督,推进司法活动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网络民意存在天然的缺陷,又不得不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     

基于校园媒体平台下高校舆情工作探究

校园媒体是高校师生员工信息传播、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是研究高校舆情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校园媒体平台下高校舆情工作存在管理机制不健全、重视＂网络＂忽视＂传统媒体效应＂、重＂堵＂不重＂疏＂、重＂宣＂不重＂教＂等问题。要构建高校校园媒体舆情工作管理队伍,建立、健全高校校园媒体舆情工作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媒体作为＂耳目喉舌＂在...     

从新疆“7·5”事件谈国内传媒对外传播策略

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形象。对此,国内传媒不仅要揭露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立媒介舆论危机的干预机制,增强引导国际舆论的传播力量,强化舆论危机干预的政府责任,发挥网上民间力量的打假作用和重视海外华人群体的沟通力量等策略,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反击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积极教育引导国内外广大受众。     

影响微博信息传播的网民心理因素分析

移动互联时代崛起的微博社会空间中,“热点话题”与“活跃用户网络”从客观上成为构造网络舆情与舆论新生态,推动微博信息传播的两大要素。而深究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则离不开“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交互作用;“高峰体验”的推动;“自我效能感”的助推;“自我服务偏见”的强化,以及“炫耀性心理”的触发。     

基于社交网络的舆论成长与引导研究——以什邡事件为例

社交网络的兴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进程和方向。文章以“什邡事件”为例,通过对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社交网络上相关言论的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从中心议题的形成与导入、议题受众的聚集与分化、意见领袖的出现与交锋、舆论形态的衰减与消退等四个阶段分析了基于社交网络的舆论成长的一般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引导网络舆论,推动其与社会舆论良性互动的基本策略。      

特色、互动：融媒体时代广电新闻运作新视角

＂融媒体＂是一个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优势互为整合,互为利用,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面提升的一种运作模式。广电新闻媒体在＂融媒体＂时代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扬长避短,优势整合,广电新闻创新要强调特色,创新形式,实现互动,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从而提升广播电视新闻栏目的影响力。     

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处置策略研究

在当前新形势下,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有关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上,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和沟通;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对处置机制;在加强与媒体互动的同时,要加强网络评论队伍的建设,尤其是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降低和控制负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和发展,并正确地引导网络舆情,形成主流舆论强势,从而有效、及时地应对网络舆情。     

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主体特征及引导探究——基于高校网络舆情诱因的分析视角

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发生和舆情主体自身特征有密切关联。从高校网络舆情诱因的分析视角来看,青年大学生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其理性认知能力不足、自我及社会认同受挫、从众心理明显、被边缘化的现实及猎奇心理和娱乐态度等特征经过某些相关敏感事件的催化及自媒体的传播,就有可能引发高校网络舆情危机。这些特征的形成是社会体制、多元文化背景、公众话语权缺失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背景下,高校要做好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主体的引导工作,就必须在深入分析和把握舆情主体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疏代堵”的互动对话机制、“因势利导”的舆情引导机制、“以情人理”的多重教育机制以及“理性、自省”的自我调试机制,以期多层面教育和引导高校网络舆情主体及舆论走向,营造开放、包容、平等的高校网络舆论环境。     

高校网络舆情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高校为例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行为已经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高校网络舆情行为与各个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出生地、性格、政治面貌、上网时间、家庭成员、专业类型、感兴趣程度、发泄情绪频率、情感因素、事件话题热度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方向上影响高校网络舆情行为。建议通过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学校信息发布、培养网络论坛的"意见领袖"、提高网络道德等引导高校网络舆情。     

网络舆论发展过程及其治理

过于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往往使政府疲于应对,且容易误导政策制定主体作出"一刀切"的决策。因此,无论网络舆论的导向正确与否,都应加强对其治理。文章通过模拟网络舆论的"喷泉"过程,提出网络舆论潜伏期、发展期、爆发期、消退期四个阶段应采用正本、清浊、分流、防护四种不同治理方式,以期减少网络舆论危害,引导网络舆论朝着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向发展。     

胡适论议政的知识分子及其独立性

在胡适看来，议政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要力争做国家、政府、当政者的“谏士”和“诤臣”。然而，身为“诤臣”的议政的知识分子言论的相对独立性如何得到保障？胡适认为，主观上，知识分子要与政府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做一个置身局外的“局外人”；客观上，知识分子要有经济上的保障，即“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这样才不会为“饭碗势力”所左右。